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生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6页）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集体被押送至谢米洛夫斯基广场，准备执行死刑。十字架送来让我们亲吻，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丧服（白衬衫）也已准备妥善，随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人站到木栅前被处死。我是这一排的第六个，我们被分成三个组，我属于第二组，我没几分钟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唯有你占据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多爱你，我最爱的哥哥！我还有拥抱帕来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时间，他们就站在我的身边，在向我道别。最后，另一个命令传来，那几个本来准备到木栅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带了回来。传令的人向我们宣读了文件，说是皇上准许我们活命，又一一宣读了最后判决。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带到与他的判决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间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过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监狱服刑的可怕经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狱不到两个小时，他这个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处得亲密无间了。他解释道，这和跟贵族绅士们的相处不同，面对他们，不论他怎样谦卑、忍耐，或者怎样显示智慧，得到的始终是鄙视、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会被当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尽管服刑的几年中他渐渐不再成为众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个陌路人一样，孤独始终如影随形。他曾经历过短暂的荣耀，现在却再也不是一个像样的绅士了。他在狱中的生活卑微、穷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时也是狱友）杜洛夫深受众人的爱戴，这令他更加觉得痛苦和孤独。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自负、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点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尽管有众人的陪伴，他仍觉得孤独，这种孤独让他开始自我反省。“这种精神上的游离，”他写道，“给我机会去回顾以往的生活，细察自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动机，无情地、严肃地审判自己。”在狱中，他唯一能够读到的书是《新约圣经》，他反复研读，深受每一个字句的影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宣扬基督教义，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逐渐变得谦卑而虔诚，不断压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经历了什么，你都得始终保持谦卑，”他写道，“要想着你过去的生活，想着你将来的生活，想着你的灵魂里深藏着怎样的卑劣和邪恶。”狱中生活使他变得不再傲慢和自负，出狱后，他不再是一个革命者，反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教权和法律的维护者，同时也变成一个癫痫病人。

苦役刑满后，他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驻防部队中服兵役，继续服刑。那里的生活极其艰苦，但在他看来，这些艰苦正是对他自身罪孽的应有惩罚。他曾谋求的社会改革是一大罪孽，对此他已认定。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依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须背负它。”1856年，得益于一个老同学为他说情，他离开原先的部队，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他开始自己的社交生活，还爱上一个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经有孩子了，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后来死于酗酒和肺病。据说，她是个相貌美丽的金发女人，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高贵而多情。除了这些信息，人们对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生性多疑、嫉妒心强，且喜欢自怜。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没过多久，她就跟随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个边境驿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里。在获知她丈夫的死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写信给她，向她求婚。但她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贫穷，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已移情于一个名叫瓦格诺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轻牧师，并已成了他的情妇。尽管深陷热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发狂，但是在自我贬抑的强烈冲动下，又或是小说家将自己当成小说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郑重宣布，瓦格诺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恳求另一位友人出资，帮助瓦格诺夫和玛丽亚·伊沙耶娃完成婚礼。

无论如何，他想扮演一个为了挚友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纵使自己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相比之下，玛丽亚则是一个自私的人。虽然瓦格诺夫“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当上军官，再加上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宽宏大量，他成功地挽回玛丽亚的芳心，她心甘情愿嫁给他，而不是瓦格诺夫。终于，他们在1857年结婚。由于没有什么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到处借债，直到再也没有可借钱的地方。他打算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但受限于囚犯的身份，发表作品必须得到特别许可，这并非易事。更何况，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归咎于妻子的多疑、抑郁和想入非非，却忘了自身性格的急躁、易怒和神经质。他试着写一些小说片断，写完随手一搁，又开始写新的。最终，他只发表了少量并不重要的作品。

1859年，在经过自己不断的上诉以及朋友的帮忙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回到了圣彼得堡。关于此事，欧内斯特·西蒙曾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恢复自由，运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他写过一些‘爱国诗歌’，一首庆贺亚历山德鲁皇后的生日，一首赞颂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还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给当权者写信，甚至直接写给新沙皇本人，恳求赦免自己。在这些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君王深切的、坚定不移的拥护与爱戴，称其为‘永放光芒的太阳’。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不论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准备为其献身。对于使他受苦役的那些‘罪行’，他表示随时愿意认罪，更是不断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悔过之心，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万分痛苦，等等。”

他与妻子，以及妻子之前所生的儿子在首都圣彼得堡住下来，并和哥哥米哈依尔一起创办了一份刊名为《当代》的文学杂志。他创作的两部小说《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均发表在《当代》上，且大获成功。随后两年，他的经济生活渐至宽裕。1862年，他去西欧周游，杂志就留给哥哥米哈依尔主办。西欧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认为巴黎是“最令人厌烦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心胸狭隘、嗜钱如命；在伦敦，他震惊于穷人的惨状和富人虚伪的体面；他去了意大利，却对那儿的艺术毫无兴趣。为了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特地在佛罗伦萨待了一周，随后他没有去罗马和威尼斯，直接返回俄国。在这期间，他的妻子患上了慢性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