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

对话对象：高建群。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黎峰，男，1977年出生于四川仪陇，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战士作家班，曾在军旅13年，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协青年委员会委员，小说家，至今在多家期刊发表小说90余万字。

对话时间：2009年6月。

上天给你那么多苦难是有原因的

黎峰：你的经历是比较特别的。你出生在陕西临潼，在新疆当过5年兵，又在延安生活了将近30年，现在又在西安生活了很多年，如果说你的人生可以分为上面这样几个阶段的话，你在这些个阶段，在文学创作上，包括生活上有哪些主要的收获？现在回头来看，你最满意哪一个阶段？

高建群：谈不上对哪个阶段最满意，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个阶段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有了过去的经历，你才成为了现在的你。而且对我来说，我一直有一种叫宿命的疑惑吧，就说是上帝叫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你的种种苦难、种种磨炼、种种机遇，它就是要叫你干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命运吧。命运一会儿把你抛到这里，抛到那里，它为什么给你那么多苦难？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相信命运这个东西，而且，对于我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都怀着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认为这是生活给我的赠与。我说我有三个精神家园，一个是渭河平原，一个是新疆的阿勒泰草原，再一个就是陕北高原。我也说过，我的文学生命应该定格于大西北的这三个角落——渭河、延河和额尔齐斯河。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的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那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里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

我是出生在老家关中平原渭河边一个小村子，长到一岁。那个村子靠近渭河边。我最近写了个长篇，叫《大平原》，《十月》杂志今年1月号摘发了二十多万字。里面写我的身世，写我家族的故事。这个平原，最早是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我写在一百年时间流程中，这个村子和这户人家的命运。现在世界进入工业化、都市化的今天，这个村子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里要建一个高新区，然后这个村庄，包括古老的地名，被从大地上残忍地抹去了。我出生的时候建的那个房子（我出生时家里正建一个房子，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建字），也被搬到城里来，成了一个关中民俗村的一种民居建筑。这块土地进入工业化、都市化了，然后，村子里这些农民，无所依傍的农民，昨天他们生活得虽然也很贫困，但是很充实的。因为守了一块土地，大门前有一条官道，有一个茶摊，有一棵老槐树，家里还有条狗，他把手一叉，往门口一站，觉得他就像一个帝王一样。但是突然他成了城市农民以后，过去他所有依赖支撑他的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他原来身体很强壮，这就是本钱，是值得骄傲的呀，现在却变成了一身赘肉，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所以我就写了这种变化吧，然后写了几代人物的命运。我又画了四十多幅插图，北京十月出版社今年七八月份出版。

回到前面的话题，1961、1962年，我又跟着母亲回到村庄，经历了贫困、饥饿。可能你们这一代人都不太理解，那种贫困、饥饿，实际上和死亡是同义词，那两年叫做大年馑。我在这个年代，在渭河平原生活了3年，那时候我7岁吧，看身边的人死亡，看人怎么挣扎着活下去，看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进行着悲壮的生存斗争。当时所有的人生目的，就是活下去。人们家里粮食已经没有了，开始那个大锅饭，把粮食都吃完了。粮食都交给公家了，每家都不允许房子上冒烟。大锅饭不行了就分开各家各户来吃饭，发点救济粮，就是包谷粥，也不够，大家就挖野菜，吃榆树皮，还把玉米秆、玉米芯在碾子上碾成粉，作炒面，吃油渣，还不是那种细油渣，是用那个很粗的棉花籽，榨完以后的那个皮，就是吃那些东西。最后没办法了就吃观音土，在那个渭河边，挖观音土吃，这些我都吃过。

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幸的童年。所以我跟现在很多写作者的不同就是他们写的书是飘的，他那个目光和那个描写深入不下去，没有接触到人类那种生存的本质。人类必须有饭吃。有一口饭吃，把肚子哄饱，有衣服穿，有个住的地方，这样人才能活下去。我经历了吃大锅饭，我和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在一起，看到了我的那些乡亲，怎么在那里挣扎着活下去，把大年馑那个灾难度过来。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

那时心里有一种崇高感

高建群：我第二个重要的经历是后来又回到陕北，是“文革”时期，我经历了许多。当然现在“文革”有定论，但是你必须承认那一代人他经历“文革”，突然眼界开阔，一下子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列宁说过，革命群众在非常时期一天的经历，可能顶得上平常岁月一年的经历。突然间你看到那么多的事情，而且你感到充满了力量，还可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经历过这段，对你一生有很重要的影响。像现在大部分的社会中坚，都是“文革”过来的，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插队，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中坚。

我的第三个阶段是当兵的岁月。在中国和苏联交界的一个地方。苏联那边叫阿拉别克河边防站，中国这边叫白房子边防站。当时刚经历了珍宝岛事件、铁列克提争端，边防上整个是一种死亡的气息，恐怖的气息。晚上睡觉连长就要大家提高警惕，说弄不好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就不在你的脖子上了。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活了5年。人开始还有点敏感，还有点胆怯、害怕，到最后整个麻木了，就像傻子一样。那个时候边境上特别紧张，紧张到苏联每天发三次最后通牒。当时我们都剃成了光头，然后把一点可怜的东西，几件旧军装和一点零用钱，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部队发个包袱皮，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当时天还很冷，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全都趴在了战壕里，随时准备战斗吧。苏联那个坦克轰隆隆从界河那里过来，因为我们那里是争议地区，苏方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来，相当于是在他们国土上执行任务。我是六九式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发射火箭弹的时候，人就会从地上弹起来，后边的火喷到30米，前面打到200米到400米。射手发到22颗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22次的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22颗，当然最后一颗也没派上用场。那个时候在边境上经历过好多这样的事，像毛主席去世，也进入非常时期。当时确实从心底里有一种崇高感吧。所以我的作品里为什么有一种英雄主义呢，就是来自这段生活。我不喜欢那种卿卿我我、小儿女气息的东西。我喜欢希腊悲剧式的崇高感，那种庄严和恢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