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单元 乡愁不再狭隘（第6/6页）

一位穿着整齐、头脸光鲜，显然刚从理发院出来的男子行过，面容、表情、衣着、姿势都告诉我，他是随国民党来台的。120相机就在手上，等他一入镜，我就毫不犹疑地按下快门。圆形号志牌的影子映在人身上，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仿佛过去、现在、未来都与这神秘时空产生了某种关系。

这是一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影像，但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台北金山南路，1990

以心映景

通常，在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瞬间后，我就会像一个溺水者，刚得救上岸，暂时不会想再下水了。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收相机、转移思绪。但这位男子从我的镜头前一闪而过，他的影子却留在了墙上，仿佛不愿离去。这岂不是比前一个画面更有意思？像是一个不知身份、性别、年龄的人正要走进时间隧道，是想回到过去，还是奔向未来？我毫不犹疑，赶紧上片，构图，按快门。

摄影生涯这么多年，我一向忠于事件的记录、时代的见证，不愿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象。这样的摄影手法也许会被认为平淡无奇、不够创新，取材老是绕着平凡人间的小人物打转。可我自己从来没感觉到重复，生活当中的所有细节，随着年纪增长，时时都在对我展露新的意义。

时代脚步是那么快，社会变化是那么大，可我总是会在变貌之中看到不移的价值。有些东西会因时间而蒙尘，可是当你无意之间把它擦亮，它就会发出任何新事物没办法拥有的璀璨。因为它经过岁月浸润、世事打磨，随时准备着向有幸遇见他们的人，轻语生命的感悟。

当年，在工作时，我会仰仗轻便、准确、利落的135小相机。《正方形的乡愁》中所有照片，可说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因为120相机机身大、操作较不方便，观看时自然而然会放慢动作、放松心情，快门也按得比较从容。

我的摄影从土地出发，生活起居却没离开过城市。四十年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的创作与生活已愈来愈能同步，从前两者是平行的双轨，现在却能合二为一。年轻时，相机在跋山涉水、寻幽探古、行走远方时才用得着；如今，就在居家周围，我天天都可找到拍摄对象，因为更多时候我都在以心映景，而不是用眼观物了。

宜兰头城，1978

龟山岛的召唤

北宜公路的“九弯十八拐”一带，有几个景点可让故乡头城的田畴景致一目了然。不过，想拍张理想照片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见度与光线哪有可能随时配合我！

我总共就拍过这么一回，结果不甚满意，却一直找不到机会重拍，每次返乡经过，天公总是不作美。然而，随着土地的日渐开发，这帧照片却显得稀罕起来。大片田畴被挖成一洼洼鱼塭，镇上与郊外的农地上杂乱无章地盖起高楼。记忆中的家乡，只存在于影像中。

远方的龟山岛原是隶属头城镇的一个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首批从大陆移民到岛上的七户人家的后代，都姓蓝。龟山岛正是我们阮家的故乡，而再往前溯源，福建漳州正是原乡。

龟山岛很小，面积三平方公里不到，海拔也才四百米，鼎盛时期，居民也不过百来户。1975年，岛上只剩三十户人家，而这些岛民不是阮家近亲，就是我们的远戚。那一年，岛民依惯例在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后便陆续迁至对岸的大里港。1977年，龟山岛已无人定居，整个成了军事管制区，直到台湾当局提倡观光，才于2000年有条件开放，主打航海登岛的生态旅游。

我只在初中去过一次龟山岛，夜里总听到一种怪声音。拍了这张照片后，渐渐借它望乡，有时看着看着，就仿佛闻到了从岛上飘来的硫黄味，听到那圆滚滚的球状卵石，被海浪冲上来又卷下去，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乡愁不再狭隘

天蓝得出奇，能见度好得惊人。那年头台北空气污染严重，这种景象可是罕见。拍这张照片时风很大，我站在台北闹市区最高楼的阳台上，没有护栏，生怕被风吹落地。我的任务是拍中华商场，位置要高，身体要尽量站挺，同来的文字记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劲拉住我的衣服。

用135相机拍了几张杂志要用的商场店铺特写后，我便取出包包里的120相机，拍下这张宽景。如今，画面里的房屋，除了远处的圆山大饭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乡。有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城市，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栖身于此，总想着一旦经济能力允许，便要回归田园生活。事实上，我也曾在山间置过一栋房子，空气好、景观美。头三年，猴子、松鼠在后院跳来跳去，云雾一来，四处白茫茫的还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来愈多，小动物不见了；每逢假日，邻居呼朋唤友、欢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湿，房屋易于腐朽的窘态也渐渐明显。

我开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环境不能掌握，心境却可以。顺着城市节奏，调好生活节拍，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后我又迁居数回，充分享受了每个小区的特色，深深感觉，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所站之处便是故乡。对我来说，乡愁已不再狭隘。

台北中华路，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