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家与现实政治［1］（第2/2页）

大陆的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吴稼祥不久前撰文《从新权威主义到宪政民主》，他的基本结论是新权威主义并非一个政治理论，而是一个政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这个自我辩护非常之有趣，我们不好妄加揣测作者背后的动机。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认为吴稼祥的观点揭示出政治哲学考虑的一个核心面向，也即从当下的经验现实到理想的规范目标之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它？经验性的事实、理想性的目标以及可行的路径，这三个因素相互制约又彼此支撑，只有找到最为合理的平衡，才可能生产出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知识成果。

最后一个问题，政治哲学的言说方式。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长篇引用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开篇的一段话：“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就是：他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们做出最初发明它时所需要的那种刻苦钻研，才能使我们感到它的力量。当我们离开了小房间、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务中时，我们推理所得到的结论似乎就烟消云散，正如夜间的幽灵在曙光到来时消失一样；而且我们甚至难以保留住我们费了辛苦才获得的那种信念。在一长串的推理中，这一点更为显著。”

如果休谟的这个判断是对人类理性以及哲学论证之限度的正确描述，那就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旨在改变人们的性格与行动，那么传统的理性论辩和论证的方式是否真正有效？如果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们似乎都一致地把阅读转变为一种消遣，而把一切需要很大程度注意才能被人理解的事物都一概加以摈弃”，那么当代英美政治哲学那些技术化的、长程而且复杂的理性论证与推理就真的只能面对专家学者，而与普罗大众无缘。这是一个相当纠结的难题。我倾向于接受伯纳德•威廉斯对于苏格拉底工作的一个基本判断：对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基本的生活问题，学院式的专题化研究很难给读者提供一个真正能够导致行动的答案，除非像苏格拉底所相信的那样，读者本人认识到这个答案其实是“他本人赋予他自己的”。

假定苏格拉底对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一个选择是依旧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比如罗尔斯，事实上他所构想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作为一种人人都可以进入的思想试验，其背后的根本要旨在一定意义上是苏格拉底式的：每一个参与到思想试验的理性人都会得出“他本人赋予他自己的”那个（全体一致的）答案。不过问题仍旧在于，罗尔斯不得不通过假定人人都有“正义感”来确保“假然认可”的约束力。

如果不相信理性论证的力量，那么另一个选择就是诉诸情感和意志。麦金太尔认为：“对于哲学核心论题的最成功的论辩永远不会采取证明的形式（证明的理想是哲学中相对无趣的一个）。”“讲述故事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罗蒂的观点与麦金太尔颇为类似，他指出人类团结是大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透过研究探讨，而是透过想象力，把陌生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因此，团结不是通过（理性）反省发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只有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我们才能创造出团结，因为一旦我们提升了这种敏感度，我们就很难把他人“边陲化”，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我们和你们的分别，而是逐渐把他人也视为“我们之一”。罗蒂方案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摈弃理性（理由）在人类团结中的关键作用，转而诉诸人所共有的“想象力”和“同情心”，这也就是罗蒂所谓的“背弃理论、转向叙述”。进而言之，罗蒂的方案其实是否定了哲学方法在解决人类团结（道德实践）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有趣的是，中外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哲人——柏拉图和孔子——同时又都是教育家。我个人认为，柏拉图从叙拉古仓皇逃回雅典，最终决定在雅典城邦的西北角建立学园，原因之一是他对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言说方式之有限性的一种自觉。自苏格拉底死后，特别是自叙拉古政治实践失败之后，柏拉图就逐渐认识到，在市场（agora）之中通过哲学论辩的方式说服一个与你根本意见相左的人收效甚微。怎么办？只能退回到学院中，面对一些尚未被玷污的年轻人进行教育。

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这是一个启蒙尚未完成的时代，思想家如何运用其思想资源去说服群众，而不是天真地相信理性的原生力量，这或许是政治哲学家必须要认真思考与对待的主题。

非常遗憾，以上所谈全都是一些没有最后答案的问题。事实上，今天的确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我常常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何其有幸！以赛亚•伯林说政治哲学原则上“只能在一个各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社会中”存在，当今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各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社会，而且其间的张力和复杂性无出其右。

见事太明，行事则失其勇。对于行动者而言，果敢或许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思想者而言，却需要用更加谨慎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据说，一个人在30岁之前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没有良心的，到了30岁之后仍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则是没有头脑的。我认为这个判断过于简单。事实上，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在设定了如此之多的禁区之后，最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每一个思想者细细斟酌。

（2009 年）

［1］ 本文为2008年11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社会主义与人类发展”学术会议之笔谈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