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坛初步(第3/10页)

不信教的国家33

如今的法国酷似保罗·布尔热34先生的这本《门徒》,后者向我们讲述了门徒的悲惨故事,这个门徒曾经投身于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门下,这使他深感痛苦。然而,读者却更多地将之归罪于当时的政府而不是小说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因为西克斯特先生35的课程仅仅适用于某些思想精深的人,可以假定,这些人有能力证明他们老师的学说中的长短是非。然而,“没有上帝的学校”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却丝毫没有“哲学头脑”;他们只能接受人们灌输给他们的各种没有经过检验的理性,这些理性即使没有使他们绝望,至少也让他们只寄希望于一种人世间的幸福,并且因此喜欢选举甚于祈祷,喜欢炸药甚于选举。不信教的教育难道注定会是无神论教育吗?不选择上帝和灵魂的教育,就整体而言,难道就是最坏的选择吗?据说,“大家只是没有兴致谈论这些事情。”这恰恰就是唯物主义。不信教的国家取代信教的国家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人们只会惊讶地看到,否定一种宗教往往与宗教本身一样,会带来同样的不宽容和迫害的狂热。目前在公共领域强势的激进派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信徒,或他们在更有温和派倾向的人身上引起恐惧,对宗教施行各种形式的迫害。也许,人们会告诉他们,如果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几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大哲学家达成的默契是十足的谎言),如果不相信他小说中的现实的那个人今天构想出一种人类生活的理论,如果富于仁慈幻想的人在接受这种理论的同时立即顺应天意,不再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他们优美高贵的作品,他们永恒的福报安享人伦之乐,那么国家也就不必委托这个足智多谋而又令人信服的诗人去治愈我们的苦难,这些苦难首先包括一个伦理结论,比如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种关于生活和幸福的理论是存在的,它长期以来被人接受而且名正言顺;可以说,它就像真理那样确凿,《不妥协者》和《灯笼》(在哲学界却不具备权威!)的编辑们一口咬定这种理论没人赏识。法国在学习这种理论的过程中壮大成长,勇气倍增,无私公允,光荣体面。法国在实践和思辨领域最纯正的杰作应当归功于因为基督教而被提高到自身之上的某些思想。如今,法国传教士将文明推向东方,这个时期最大胆的哲学家可以满怀虔诚去冒犯街头巷尾的唯物主义杂货商。他遵从的宗教法规并没有妨碍笛卡尔和帕斯卡尔,而这样的宗教法规对于某些市府顾问恣意放纵的才智似乎是一个阻碍。正因为如此,法国才得到了“解脱”。可怜的解脱!人们在解脱了一种义务之后反而不那么自由了,人们遭受着自己恶习的束缚。刺杀皇帝只是向俾斯麦亲王宣告“文明斗争”36的悲惨结局。但愿社会主义的进展能够引起政府的恐惧,告诫政府如今存在着比教会的巨大势力更加可怕的东西,如果人们不能严肃认真地批驳像奥梅先生37那样虚妄的哲学,那么事实上它就会在实践中扩展其后果,就像所有愚人的哲学那样,成为一种带有破坏性和走向灭亡的学说。

洛朗斯

东方奇观38

《亚洲土耳其游记》

德·肖莱伯爵先生著39

献给热衷旅行的亨利·德·罗特希尔德40

I

可惊的旅人!我们从你们像海一样

深沉的眼中读到多么高贵的故事!

请打开你的藏有丰富回忆的宝箱,

拿出用星和大气镶成的奇异宝石。

我们想出去旅行,不借助帆和蒸气!

为了安慰我们那像坐牢似的厌倦,

请把你们以水平线为画框的回忆

映上我们像画布一样张着的心坎。

你们看到过什么?

波德莱尔,《旅行》41

旅人在追忆中很有把握地将那个即将在我们面前呈现形形色色的人与物的魔术师的地址告诉了我们,尽管在这个方面,没有人比德·肖莱先生讲述得更加精彩。然而,同样陶醉于美的世界及其浮华的波德莱尔却说,这些“高尚的故事”不是现实:

最最富丽的城市,最最壮丽的风景,

从来没有具备过这种神秘的魅力,

像那些白云偶然变幻而成和美景

我们到处都曾看见……

那种使人厌倦的、永世之罪的场面……

从旅行中获得的知识是多么辛酸!

单调狭小的世界,不论昨今和以后,

永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面影,

就像沉闷的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

(同上)

然而,对毫无用处的华美事物尤其敏感的一代人已经被首先赋予生活以目标和意义,为人类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创造自己命运的感情而忧虑的一代人所取代。旅行的伦理现实已经恢复原状(参见保罗·德雅尔丹42的《现时的义务》)。这样的现实归结为人类在意志上付出的努力及其在伦理方面取得的改善。我们只想为此说明,最讲究的艺术家,最高尚的伦理学家都会喜欢游记类书籍,他们不仅对科学饶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体现了最高级的智慧和最令人钦佩的活力,比如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这位作者。

II

“如此富饶慷慨的大自然散发着自身的活力。”德·肖莱先生用这些词语来形容法兰西,他在该书的结尾好像也这样形容他自己。这本书之所以生动有趣,是因为从所有形式下透露出来的那种生命力,那是依附于各种风景,重新创造这些风景的艺术想象的感性生活,思考最严肃的历史问题的刻板精神生活,意志顽强地继续最艰难的事业,圆满完成这些事业的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生活。精神和行动的狂热让德·肖莱伯爵对整个旅行的叙述充满热情,他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地完成了从君士坦丁堡到埃尔祖鲁姆、迪亚巴克尔、巴格达和亚历山大港的旅行,尽管一路上气候极为恶劣,盗匪出没,遇到来自各个方面几乎无法克服却又被他轻松克服的困难,这样的轻松自如赋予风格以某种独特的生命。能够用当地语言与土著人交谈的随行军官(朱利昂先生)使得德·肖莱先生能够沿途收集到构成他这本书华彩部分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传奇。这些传奇犹如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含苞绽放的鲜花,从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男人的嘴唇上散发出芳香,他们的思想却奇怪陌生而且与众不同,即便我们对此可以理解。这些传奇的实质往往是一种饶有趣味的现实主义,我们将要在这里讲述的这个绝妙的“恋人城堡的故事”就是见证,《巴黎回声》上一期的副刊之所以没有刊登这个故事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我敢说,那是治疗身体虚弱的冷水浴处方,尽管它有引人入胜的标题和纯属虚构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