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前身与后事（第2/10页）

就我看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应该也不是为奸臣树立一座什么永不磨灭的丰碑之类的豪举，其后面的原因很可能简单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程度：这“纪念”二字应该是某人不学无术的成果。大致的流程是这样：某人（很可能是领导）觉得自己这地方开发旅游要有噱头，也要有人文的景观。但自己这里没啥名人，风景虽好也不算出众，所以要出奇制胜地突出一个文化类别的东西，什么能够吸引眼球？结果就想起“奸臣”二字了。至于是不是对此物种有与众不同的爱好不好说。建了东西总要有个名头吧？关于人物的人文景观如果是新近设立的基本都冠以“纪念”之名，所以这东西就叫做“奸臣纪念馆”了。基本算是个没文化惹的祸。

这种事情算是屡见不鲜，当年曾有人征集过近年最雷人的标语口号，票选前十条基本都是让人以为出自能看文件的文盲之手。文化这东西虽然平日里似乎未必起眼，但在真到应用的时候，能够用好的确实不多见。

文字只是运用错误也就罢了，最多是出点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以及这种“奸臣纪念馆”的笑话，但文字之后是文化的表现，而文化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往往是一种能够真正识别忠奸的能力。

正如上面那首打油诗里说的，不论是周公还是王莽，在他们还没把事情做完之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能论断他们的行为是忠还是奸。能够判断这件事的，除了通过一般的常识，还要通过各种迹象与行为。后一种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后一种的分析判断，没有文化作为底蕴，则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或许我们的文明里有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反智主义说法，但终究还是很看重文化这件事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忠”往往是愚忠，有了文化就有了真正的自觉性，那种对于国家或者正义的忠，远不是凭借朴素的感情所能比拟的。

顺便说一句，历代权奸当中，除了严嵩等几个异类之外，大多数还真是在文化上半通不通的人士。文化这东西学好不容易，学成个基本识文断字然后去祸害天下倒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这话我不是在说起这个“纪念馆”之名的人，而只是说出这么个现象，请勿误会。

故宫的金缕玉衣

大概上过学的中国人都知道“金缕玉衣”这个东西，那是古代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器物，用金丝穿玉片，成盔甲状套在逝者的身上，看上去像个人形雕塑。据说玉有保持尸体不腐败的功效，这个理念是这种葬制的来源。当然，这是王侯之类人物专享的葬制，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的。

古玩市场上有时候会有这种玉衣的残片出售，整件的东西相当罕见，也不是民间藏家能够得到的。但最近正在审理的一桩案子当中，原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谢根荣，3年期间违规骗取建设银行贷款7亿余元。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位谢先生曾经向建设银行的有关人士出示过自己收藏的两件金缕玉衣，从而得到了对方的信任。而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其实都是西贝货，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特聘鉴定专家牛福忠串起来的，用的是谢根荣给他的玉片。

但为什么银行的人士会认为这两件东西是真货、从而相信了他的经济实力？很简单，这两件行内称为“药”的东西，经过了故宫五位专家的鉴定，并且给出了价值24亿元的评估。而故宫的专家也是做金缕玉衣的那位鉴定专家请来的，最后拿走了几十万的鉴定费。

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在东窗事发之时，其中一位专家已经去世了，另外几位专家很轻易地就把主要责任都推到了去世专家头上，都说自己只不过是友情出演，主要还是听了那位专家的意见之后才做了那样的鉴定。这话当然属于不要脸的范畴，连基本的担当都没有了，把应该一体扣上的屎盆子扣在死去的同事头上，其品行如何，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件事行内人一眼就知道，纯属友情鉴定、金钱鉴定的一种。古董行花样多、水深，这是其中一例。比如说买到假货又不甘心，找个专家鉴定一下之后，假货也就堂而皇之地烫了金，成为了真宝贝。据说某电视鉴宝栏目当中，还有人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换个人拿上去鉴定，然后给出一个天高地远的估价，从而哄抬市场价格。而各类专家当中，故宫的专家属于价位最高的那种，除了迷信“故宫”两字之外，重要的就是这帮人见多识广，按说不会走眼的缘故。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专家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某些领域的建议者与裁判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专业与声誉就是他们的生命，也是别人愿意付钱给他们的原因。但您也看到了，专家这个词儿在咱这里基本属于骂人话，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专家不专，而是他们利用专家的名声与社会信誉度，明目张胆地为各种假货保驾护航，而且还不是在古董这一个领域，其他地方也会看到他们奋战的身影。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很多社会问题，总有专家们出来为各种机构进行粉饰，这个景象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让人清醒的东西，而且总是会划定一个界限，使得掌握了知识的人具备最起码的智力诚实、学术诚实，不会让他胡作非为，这就像一个经过训练的武林高手，不会随便出手肆意妄为。只有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放弃这种约束，那就是知识本身早就不是追求，而只是用来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工具，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还得不到惩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权威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威权，而威权是被用来肆无忌惮地谋利的。这种威权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授权，自然也就不会对知识本身负责，而只是把知识当做工具。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始辟谣，这事儿基本就可以当真了。当威权必须要证明自己合理性的时候，必然要绑架其他力量为其背书。

这几乎是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溃败的缩影。当一个社会最该有公信力、美誉度的群体都成了这样的时候，真是让人无语凝噎了。最该有美誉度的公益机构几乎成了藏污纳垢地圣地，最该被相信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公信力，裁判者、鉴定者成了造假者，一个社会就没有了公正可言。现在很多社会事件中，往往可以发现原本应该作为维护正常标准的机构与个人，恰恰就是造成灾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