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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他不仅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把我吓到差点尿裤子，还特意来告诉我，加勒比海坠机——更不用说恶性肿瘤消磨我的生命——和日常生活中的不愉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这个精悍的飞行员真是运气好，我没有自卫袭击他，第二天早上我这么想道。现在心情好多了，理性地脱下昨晚睡觉穿的那件T恤，站在卧室的镜子前。这是一件便宜的长T恤，哈哈镜似的镜面显得我腰很细，而刀口则被拉长，看起来比实际的要糟糕。几天前我把绷带拆下来，希望空气能对伤口恢复有好处，但是五厘米深的刀口仍然红肿不消。

换上我的泳衣，我命令自己不要再想夏洛和癌症，不要再想彼岸那些苦痛。我要去海滩，我要去享受。

这一回我记得米拉格罗斯的警告，把贵重的东西留在屋里，反复检查确保门锁上了。天色还早，海滩上除了一个身材超级健美的女人在光脚慢跑，再没有其他人。我把浴巾铺在沙滩上，就往海水里走。清凉的海浪冲刷着我的双腿，退回大海时它们变得有些温热，我继续往深处走。伤口开始刺痛，但我潜入浪头，决定与疼痛为伴，或许，至少学着忽略它。果然没那么难受了，于是再次潜下水面，当海水围住我时，我屏住呼吸，耳边满是海水与气泡闷钝的汩汩声。再浮出水面时，咸涩的海水流进嘴里。我感到神清气爽，自己还活着，不管是身体被癌细胞吞噬，还是什么别的情况，总归在一股新鲜氧气的作用下，我的身体平静了许多。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会过得挺好。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米拉格罗斯身穿一件橙色短款家居服跑到沙滩上来，一路叫喊着我的名字。

好不情愿地，我从老远处赶回岸边。“什么事，米拉格罗斯？”她到达水陆交界处时，我问道。

“哎，丽比，我以为你要溺水了！拜托，注意安全。现在潮水很强大，你看到那些海浪了吗？”她一面说，一面指向远方。

“那些，好像至少在两公里开外。”

“它们会把你吸下去，”她坚持道，“别去深过肚脐的地方，除非周围有绳索围住。”

“好吧。”我说，忍着不去叹气，为计划失败而难受。电影女主角露莎引领我像海水一样将我的身体献给大自然，然而现实是，只可以在指定区域游泳。

“很好。噢，那，姑娘？每天六点我会在后院门廊喝点小酒，你要是愿意，可以一起。”

喝点小酒。这个女人事好多。“好吧，米拉格罗斯，”我答应道，“到时见。”

保罗遗传了我母亲立体的颧骨、深色头发和温和的肤色，而我与母亲的相似之处仅仅写在病例中。我苍白的皮肤，即便涂了极厚的防晒霜，仍然和靠近赤道的威克斯毫不相称。在海滩只待了一小时，就得被迫回屋去。我换上一件太阳裙，想让自己看起来体面漂亮，然后驱车前往依思佩朗莎。还没到中午，小镇就已经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夫妻和子女漫步着，或笑或闹，听起来都差不多。身着冲浪紧身衣的古铜色肌肤冲浪员手携冲浪板和冲浪风筝走向大海。情侣们伸长了胳膊欢乐地自拍，真叫人恶心。

我费了一番努力终于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全副武装，戴着宽檐太阳帽和太阳镜上路了。我不敢完全肯定，小镇的大部分区域是否仅为威克斯岛南部海岸的一条狭长地带。我从这条街区一头走到另一头，路过潜水用品店、小礼品柜台、铺有白桌布的餐厅，还有一排快餐卡车停在小镇与沙滩交界的草甸处。经过一番筛选，我选择了一家价位适中并有单独面海扶廊的餐厅。

“就您一个人？”女服务员问。

“就我自己。”我说。也许你觉得我知道怎样一个人用餐，但你想错了。虽然曾经无数次独自在公园长椅上吞食三明治，我却从未打算在正儿八经的餐厅里独自用餐。既然我将独自旅行一个月，正好可以学着适应。

我假装在研究菜单，但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服务员来听我点餐时，我未加思索地选择了第一样东西——手撕猪肉三明治和炸木薯条，管他是什么东西呢。她离开后，我环顾四周，好生尴尬。就和在机场酒吧里一样，我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好，甚至都没想到从我带的书里拿一本过来。过了一阵儿，我的注意力停在了海面上，那里算是个凝神注目的合适之处。

或许度假放松是个坏主意。我满脑子都是厄运将至的想法，像这样的时候不计其数。看到一艘轮船驶离餐厅不远处的小码头时，我发现自己最后想到了母亲——那时她的情况还没有到最糟糕的程度。她辞掉小学教师的工作，开始集中精力调理身体，有更多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那几个月里，她睡觉很频繁，还去做化疗。但每一天，保罗和我分别会与她有一小时的相处时间。她会和保罗出去散步，或到图书馆和连环漫画书店。她和我的下午时光则多是用来烘焙糕点，虽然我几乎没有见过她吃一口我们做的东西。

一个夏日午后——或许是好几个午后，记忆把它们重叠——我们并排站在厨房台面前做巧克力豆饼干。阳光流泻进黄色的小厨房，她的头发早已不见，头上围罩着一块象牙色围巾，加之厨房的灯光，她看起来就像天使一般。“秘诀是饼干放入烤箱之前，给它们每一片上都撒一点盐，”她悄悄在我耳边说，“记住这个，好吗，亲爱的丽比？”我没有意识到她是在为我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以后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她了。我并不想明白这一点。我以为一直都会是这样：她带我们去儿童游戏厅，然后和我们一起在床上睡着，带我们翘课穿越整个州去看她儿时玩耍的公园或湖畔沙滩。我没能理解她用那么多欢乐和幸福填饱我们，原来是为了让我们做好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幸福饥荒。

服务员肯定在我出神时把食物放在了我面前，可是她又返回来确认味道如何，这一下惊到了我。我低头扫视还未动过的食物，把一根看似苍白的木薯条塞进嘴里。

“还有什么比它更可口？”我对她说，但其实，我指的是与母亲一起做的巧克力豆饼干。

快吃完时，保罗来电话了。“你在哪儿？”他说。

“什么意思，我在哪儿？我在芝加哥。”我漫不经心地说，正巧有只大鸟落在游廊的扶栏上，发出一声极为夸张的热带雨林鸟叫。

“哦，是吗？”他干巴巴地说，“我是不是还要相信你刚刚买了一只巨嘴犀鸟？”

“呵呵，没有。”我还没准备告诉他我在哪里，感觉自己还很脆弱，假如告诉他点什么，恐怕会意外泄漏其他秘密，包括“癌”字打头“症”字结尾的秘密。回想刚才，我也许应该让保罗的电话自动转接到语音信箱，但我不想让他担心，尤其是昨天那条受惊时发出的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