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学校放暑假了

我们出去了一天，冒着雨。我们去了伦敦中部，或者说是去了《神秘博士》摄影棚——这孩子似乎知道它在那里。

路过议会大厦，我试着向他说明那是政府中心。不，不是。那是第一季第四集里面“施力森”[1]飞船撞上去的地方。好吧，是的，你肯定没说错。

说真的，我想让他长点知识。“行吧，那么，你知道大本钟为什么叫大本钟吗？”我问他。

“难不倒我。因为它个头大而且就叫‘本’。笨蛋。”

啊哈，去它的，让我们随波逐流地游览这座世界名都吧，大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去拱廊购物街。

这孩子狂爱拱廊购物街，尤其是里面那些老虎机之类的玩意——我不知道怎么个叫法。但你送一个硬币进去，想赚一个……硬币……在他看来天经地义。

然而，进去之后这孩子要先侦察一番，为了选出一台幸运的机子把整条街走个五六遍，转来转去，研究又研究。所以这时别人都可以走进来随便选一台开始玩。他那劲头背后有某种科学意味，那是我不知道而他也不会告诉我的。整个过程都必须在沉默中进行，最后他就跟一台机子卯上了。这台老虎机在下方可能有30个投币口可供选择，也需要逐一研究。于是他又在这台机器周围转来转去。装两便士硬币的地方得先瞧仔细了。他停下来，好像要选一个投币口，哪知又转起来：他要弄清楚他的硬币到底会落在哪一堆硬币上并使得随后的硬币都跟着滑下那道滑槽。从头到尾他要用掉大概30分钟，脸上还时时带着亢奋与紧张——因为他可能赢下一小把硬币，然后把它们跟手上本来就有的那枚两便士放到一起。

终于，投币口敲定了。这孩子以一种和梵蒂冈涌出的白烟[2]一样非同凡响的姿势放低一只手，触摸老虎机的玻璃罩。沉默打破了，他轻轻念出我一直在等的话：“我要让它付出代价。”

果然，每次都灵，分毫不差。我们在拱廊街待了2小时35分钟，在同一台机子边，同一个投币口前面。这孩子——据教育心理学家的观点，他的注意力约略只能持续90秒钟——在此期间把0.16英镑变成了3.44英镑。

去你的达斯丁·霍夫曼[3]，还有你的算牌技术！专吃两便士的老虎机你玩得转吗？

博客：《摘星星的男孩》

我不能说，在校园舞会上的绚烂时刻之后，生活就突然变成了和风絮语。没有的，那些老问题仍旧高昂着它们可恶的面孔。但变化在于，我不再觉得它们不可战胜。

学校依然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大难题，并且未来许多年都会如此。原先那种熟悉的模式复现了——先是忧虑重重，而后一切经过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逐渐加剧，终于无可挽回了。

尽管这孩子上的是特殊学校，打到家里来的电话也还是越来越频繁。我只好放弃对我意义重大的在护理中心的工作。然而就算我在正常的放学时间去接他，他也总是不在教室里，要么在操场不愿进去，要么在一间办公室与一众行政人员对峙。什么都没起到作用。

“我们是一所普通的特殊学校。我们觉得你儿子会更能适应那种配有自闭症专家的地方。”

有时候，体制就可以变得他妈的这么残酷。

这孩子又一次跟我一起待在家里了。我给他做“家庭辅导”（我相信学校的督学们见了我设计的课程一定永志难忘），发老调重弹的紧急邮件纠缠地方议会，数月之后总算落实了临近街区的一所学校。（听起来很容易——非也，耗了八个月在没完没了的官僚手续上，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邮件答复、接受测评、看报告等等，才找到合适的去处。老实说，我无法让自己多写写这件事，因为哪怕想起那段时间，想到邮件被无视或期限被延误的每一天都是我这孩子的教育被耽搁而且再也追不回来的一天，都会让我沮丧得无以复加。）

新学校自称是配备了自闭症专家的机构。这孩子还没念完小学就要换到第四所学校了，所以我和他妈妈都无比紧张。这次一定要行得通。

学校进行了一星期的评估，看他适应得怎么样。接着评估延长到两个星期，因为他们想百分之百确定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我倒是想说评估结束时我听到了一声响亮的“没问题”，但结果更接近于“我们觉得可以”。穷人没得选择……至于要为这种教育付给地方议会多少钱？43000英镑一年。笔者写作本书的2016年，入读大名鼎鼎的哈罗公学[4]每年也只需37350英镑，包括住宿和洗衣服务，可想而知特殊教育是多么昂贵。

为期两周的评估进展得相当顺利。然后是星期一，正式入学第一天，这孩子估摸发起攻击的时候到了。这是他制造意外的秘诀。敌人低估了他，现在是时候亮出撒手锏，来一场震慑行动了。

所有记录均显示，这无疑是一场令人过目不忘的表演。他十八般武艺都耍了一遍，踢腿、挥拳、骂脏话、咬人、撕东西……一波又一波，一幕接一幕，着实把他们给打蒙了。看到了吧，他要告诉他们谁才有一呼百应的超级权力。

下午三点半，我到学校接他，那时战役已经结束。我先被叫到办公室听取完整的战况汇报，然后才去勘察战场，收拾残局。打开教室门的那一刻，我感到大脑一片空白。这孩子沉重地靠在一把椅子上，疲倦而无助。他的校服早上还崭新锃亮，现在却挂在身上，活像一个厌战的老兵。他已倾尽所能，内心再无争斗。

站在他旁边的是老师先生，那个敌人。

“我们今天做错了一点事，”老师先生说，笑容可掬，“这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想明天会好得多的。我第一天来这学校的时候也惊惶不定呢。”

他也不理会我的顾虑和有所保留的态度，又笑着告诉我这地方也许适合这孩子——至少目前。他没准不是这孩子的敌人，而是他的盟友。他和他感同身受。一切可能会好起来的。

我们走出教室的时候，这孩子一手提着压碎了的“神秘博士”午餐盒的残骸，一手抱着绷带累累的家校两用日记本，转身对我道：“老爸，我很喜欢我的新学校。”

老天保佑吧，儿子。老天保佑。

正式入学的第一周结束了，其间跌宕起伏，喜忧参半。学校只在星期三来了一个电话告知情况。

然后星期五下午一时许，我的手机响了。是老师先生。

“之前出了事情我才打电话给你，所以我想是不是情况不错的时候也该打给你。他今天表现很好。没打人，没咬人，整天都待在教室。我很为他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