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六

涅赫柳多夫走出门的时候,他的头接连两次撞在门廊和里屋的门楣上。他走到街上,有几个孩子在等他:一个穿着白衬衣,一个穿着烟灰色衬衣,一个穿着粉红色衬衣。还有几个新来的孩子也凑到他们一起。有几个抱着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其中一个就是轻松地抱着头戴用碎布缝制起来的小圆帽的、面无血色的小孩的瘦女人。那小孩的脸干瘪得像个小老头子,却老是露出古怪的笑容,老是在抖动痉挛的大拇指。涅赫柳多夫知道,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问一个男孩,这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阿尼西娅,”大男孩说。

涅赫柳多夫转过身走到阿尼西娅跟前。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养家糊口?”

“我过得怎么样?我天天要饭吃,”阿尼西娅说着,就哭了起来。

像小老头儿的孩子露出满脸笑容,扭动他那像蚯蚓一样的细腿。

涅赫柳多夫掏出钱夹,给了那女人十卢布。他还没来得及走出两步路,另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追了上来,接着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个个诉说自己怎么穷,求他帮助。涅赫柳多夫把钱夹里的六十卢布的零票都拿出来,分送给她们,然后就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就是说回到管家住的厢房里。管家笑吟吟地迎接涅赫柳多夫,并且告诉他农民们今天傍晚都到这里来开会。涅赫柳多夫谢过他以后,没有进房休息,转身去了花园,沿着撒满苹果花瓣和长满青草的小路散步,怅怅地想着他刚才见到的一切。

起初,厢房附近静悄悄的,可是后来,涅赫柳多夫听见管家的厢房里有两个女人在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吵得很凶。其中偶尔夹杂着笑容可掬的管家心平气和的声音。涅赫柳多夫侧耳倾听着。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你干吗还要逼我走上死路?”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说。

“它刚闯进去一会儿,”另一个女人说,“我说,还给我吧。干吗要折磨我的牲口,要害得我孩子没牛奶喝?”

“要么赔钱,要么做工顶债,”管家慢腾腾地说。

涅赫柳多夫从花园出来,走到厢房的门廊上,那儿站着两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其中一个挺着大肚子,看来就要生孩子了。管家站在门廊的台阶上,两只手插在帆布大衣的口袋里。两个女人一见老爷,就不作声了,赶紧整整滑下来的头巾。管家也从口袋里抽出手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们常常故意把自己的小牛,甚至奶牛放到地主的草场上。这两个女人家里的两头奶牛在草场上被人逮住了,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她们每人赔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来抵偿。可是,那两个女人一口断定,第一,她们不是故意把牛放进去的;第二,她们拿不出钱;第三,即使她们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立即把牛还给她们,因为那两头牛一早起就在太阳底下烤,没有吃过一点饲料,现在正可怜地叫着。

“我好言好语劝过你们多少次了,”管家笑嘻嘻地说,他望着涅赫柳多夫,好像希望他出来作证似的。“要是你们回家吃午饭,就得把牛赶拢来,好好看住。”

“我刚跑回去照料孩子,它们就跑散了。”

“既然在看管牛,就不能走开。”

“可是谁去喂孩子?你总不会去给孩子喂奶吧。”

“要是牲口真的把草场踩坏了,我们也没话可说。可是,这一回是无意中跑进去的,”另一个女人说。

“草场全被踩坏了,”管家对涅赫柳多夫说,“要是不处罚她们,一点干草都要收不到了。”

“哎,别造孽了,”怀孕的女人嚷道,“我的牲口可从来没有被人捉住过。”

“可这一回被捉住了,你不是赔钱,就是用做工来抵。”

“好吧,我用做工来抵,可你得把牛放了,别让它挨饿!”她愤恨地说,“没日没夜地干就是了,婆婆患病,我丈夫只知道喝酒。我一个人从这头忙到那头,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你还口口声声要我们做工,就不怕这么做不得好死!”

涅赫柳多夫要管家把奶牛放了,自己又走到花园里去想自己的心事,可是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在他看来,一切都明明白白,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一清二楚的事情人们会看不见,而他自己也很久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正在死亡,他们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在他们中间已经形成适应死亡的生活方式。儿童夭折,妇女们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食品匮乏,老人们尤其如此。老百姓一步步地陷入这种境况,他们自己看不到这种境况的可怕,也不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境况是很自然的,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已经一清二楚,正像老百姓意识到的和经常指出的那样,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都被地主夺走了。同时,他十分清楚,孩子和老人纷纷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喝,而所以没有牛奶喝,是因为没有用来放牧和收割粮草的土地。他也十分清楚,人民遭受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是人民遭受灾难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在那些利用土地所有权并且依靠人民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人的手里。老百姓是多么需要土地,没有土地,就会饿死。土地靠一无所有的老百姓去耕种,收下的粮食却被地主拿到国外去出售,用这笔钱替自己买回礼帽啦、手杖啦、马车啦、铜器啦,等等。对于这一点,他现在已经十分明白,就像他十分明白:如果不把马群放到能源源不断找到饲料的草场上,而是把它们圈在栅栏里,这样,它们吃完身边的青草,就会瘦下去,就会慢慢饿死……这太可怕了,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使这种现象不再存在下去,或者至少使自己不再参与进去。“我一定要找到这种办法,”他在近处的一条种着白桦树的林荫道上踅来踅去,思考着。“在学术团体里,在政府机关里,在报纸上,我们一直在讨论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办法,却惟独没有谈到必然能提高人民生活的唯一的、无可怀疑的办法,那就是停止剥夺人民所必需的土地。”他一下子想起了亨利·乔治提出的基本原理,想起过去他曾经热衷于研究他的理论,但他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呢,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土地不能成为财产的对象,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就像水、空气和日光一样。所有的人对土地,对土地赋予人们的种种恩惠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每当他想起在库兹明斯科耶处理土地的办法的时候,他就会感到羞愧。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人不可能拥有土地所有权,却默认自己能享有这种权利,他虽然将一部分的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他内心深处十分清楚,他自己实际上是没有权利享用这些收益的。现在他不再照此行事,要改变在库兹明斯科耶的做法。他在脑子里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就是把土地出租给农民,收取地租,并且承认地租是租地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行支配,或缴纳税金,或用于公益。这不是单一税制(1),但是在现行制度下还是接近于单一税制的一个比较行得通的办法。主要的一点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