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二十九

涅赫柳多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裁定维持法院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玛斯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律师起草、现在带到牢里让玛斯洛娃签字的御状不抱多大希望。说来奇怪，他现在倒不指望告状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同流放犯、苦役犯生活在一起。一旦玛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很难想象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斯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1)的一段话，他在美国仍存在着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自从去过彼得堡，耳闻目睹种种事情以后，涅赫柳多夫也对此很有同感。

“是的，在当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跨进监狱高墙的时候，这种感受变得更加真切了。

医院看守人认出是涅赫柳多夫，就立刻告诉他，玛斯洛娃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现在在哪儿？”

“又回监狱去了。”

“为什么调她走？”涅赫柳多夫问。

“她就是那种人嘛，老爷，”看门人轻蔑地冷笑一声说，“她跟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生打发走了。”

涅赫柳多夫万万没有想到，玛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与他如此相近。这个消息使他大为震惊。他心里的感受就像人们听到大祸突然从天而降的消息时的感受一样。他心里很难过。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曾经高兴地以为她的精神状态已经起了变化。他想，她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以及对他的责备和在他面前流下的眼泪，这一切都是堕落女人施用的心计，只是想方设法利用他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他已经从她身上看到不可救药的迹象，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当他下意识地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脑子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现在该怎么办？”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来往吗？我不是因她的这种行为就此可以脱身了吗？”他问自己。

然而，他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自己就此可以脱身，撇下她不管，受到惩罚的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她，而恰恰是他自己。一想到这里，他不禁害怕起来。

“不，这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会增强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驱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这是她的事……至于我，凭着良心去做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要娶她为妻，哪怕是形式上的婚姻也好。不论她流放到哪里，我要随她同行。我的这个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一边十分固执地对自己说，一边走出医院，迈着稳健的脚步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走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看守通报典狱长，说他希望见玛斯洛娃一面。值班看守认识涅赫柳多夫，就像熟人一样，告诉他监狱里的一条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已被免职，这个位子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来接替了。

“现在管得很紧，紧得要命，”看守说，“他在里面，我马上去报告。”

果然，典狱长在监狱里，过不多久从里面走出来见涅赫柳多夫。新典狱长长得又瘦又长，两颊的颧骨隆起，脸色阴沉，动作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准许与犯人在探监室见面，”他说，眼睛不看涅赫柳多夫。

“可是我想让她在一张呈给皇上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交给我。”

“我想亲自见见她，以前我一直得到你们许可的。”

“这是以前，”典狱长扫了涅赫柳多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涅赫柳多夫坚持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来。

“请您出示一下，”典狱长说着，仍然没有看涅赫柳多夫的眼睛，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一张公文。他的白净的手指又长又瘦，食指上套着一枚金戒指，他慢吞吞地念了一遍。“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典狱长坐到桌子后面，翻着放在桌子上的公文。他分明想在他们见面的时候留在这里。涅赫柳多夫问他能否见见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典狱长干脆回答：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允许的，”他说完，又埋头去看公文了。

涅赫柳多夫的口袋里装着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预谋被揭穿了的、做了亏心事的人。

玛斯洛娃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典狱长抬起头来，既不朝玛斯洛娃看，也不朝涅赫柳多夫看，自顾自地说：“你们可以谈了！”他说着，又埋头批阅公文了。

玛斯洛娃又是以前的装束：白上衣，白裙子，白头巾。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看见他冷若冰霜，怒气冲冲，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低下眼睛，一只手不停地揉着上衣的下摆。她的窘态使涅赫柳多夫确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没错。

涅赫柳多夫很想像上次那样对待她，想把手伸给她，可是做不到。他现在恨她。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淡的口气说，既不朝她看，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已料到，”她说话的声调很古怪，好像在喘气。

要是以前涅赫柳多夫一定会问她，为什么她早就料到这样，现在，他仅仅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更加憎恨她。

典狱长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现在对玛斯洛娃十分反感，可是他仍然认为有必要向她表示自己对枢密院驳回上诉一事感到十分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告状，也许能有结果，我指望……”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眼泪汪汪地斜睨着他，伤心地说。

“您在想什么？”

“您去过医院了，一定听他们说起我……”

“那又怎么，那是您的事，”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冷冷地说。

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而引起的强烈反感本来已经平静下去，此刻她一提到医院的事，又涌上心头，变得更加强烈了。“像他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名门闺秀都会觉得嫁给他是自己的福气。他却愿意做这种女人的丈夫。而她呢，偏偏又等不及了，跟一个医士勾搭上了。”他一边想，一边瞋目怒视着她。

“您在状子上签个字吧，”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状子抽出来放在桌上展开。她用头巾一角擦了擦眼泪，坐到桌子旁边，问他名字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