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6页)

又是那样一种理解的笑,不过这一次我可没有吃他的这一套。

“我不喜欢神神秘秘的,”我回答说,“而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坦率地面对我,告诉我你想让我做的事。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来转达呢?”

“哦,这决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对我担保说,“贝克小姐是一位了不起的运动员,她绝对不肯做什么不对的事情。”

说到这里他突然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一下子跳了起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留下我和沃尔夫西姆先生两人在餐桌那儿。

“他得去打个电话,”沃尔夫西姆说,一边用眼睛追随着盖茨比的背影,“很帅的年轻人,不是吗?长得英俊,是个十全十美的男子汉。”

“嗯,是的。”

“他是牛津人。”

“噢!”

“他上过英国的牛津学院。你知道牛津学院吗?”

“听说过。”

“那是一所世界上最着名的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长时间了吗?”我问。

“有几年了,”他颇为得意地回答,“战争刚刚结束我就有幸认识了他。在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便知道我结识了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我对自己说:

‘他才是你愿意带回家去介绍给你母亲和妹妹的那种人。’”他停了一停。“我看出来了你在瞅我袖口上的纽扣。”

我在这之前并没有注意它们,现在我看到了。它们是那种好像见过可样子又很奇怪的象牙纽扣。

“它们是用人的臼齿做成的。”他告诉我说。

“啊!”我仔细端详起来,“你这想法很有趣。”

“是吧。”他把衣袖缩回到了上衣下面。“嘿,盖茨比对女人从不沾边儿。连对朋友的妻子他都从来没有正眼看过。”

在这位第一次见面便得到沃尔夫西姆先生信任的人儿又回到桌前坐定了的时候,沃尔夫西姆一口吞下了他的咖啡,站了起来。

“我已经吃好喝足了,”他说,“我得赶快离开你们这两位年轻人,否则你们就该讨厌我了。”

“不要着急,梅尔。”盖茨比淡淡地说了一句。沃尔夫西姆举起手来表示谢意。

“你们两人都温文尔雅,我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他一本正经地说明道,“你们俩坐着吧,坐着谈论你们喜好的运动和年轻女人,谈论你们的——”他又挥了一下手等于是代替了那个未说出的词儿。“而我呢,已经五十岁了,所以我不愿再坐在这儿妨碍你们。”

当他和我们握手告别时,他那表示出悲哀神情的鼻子在战栗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得罪了他。

“他有的时候就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盖茨比解释说,“今天又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他在纽约也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百老汇的地头蛇。”

“可是,他是干什么的,一个演员?”

“不是。”

“一位牙科大夫?”

“梅尔·沃尔夫西姆?不,他是一个赌徒。”盖茨比在迟疑了一会儿后又不经意地加了一句:“他就是一九一九年在幕后指挥世界棒球联赛的人。”

“幕后指挥了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着。

这话使我大吃了一惊。当然啦,我也曾记着一九一九年的世界棒球联赛是被人操纵了的,可是假如我当时思想过这件事的话,我也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件发生过了的事,是一系列环节上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便能挑起了这桩玩弄了五千万人民信念的事端——就像一个窃贼单枪匹马轻易地撬开了保险柜一样。

“他是怎么碰巧能干成这件事的呢?”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只是发现了一个机会。”

“他为什么没有住进监狱?”

“他们抓不到他,伙计。他是个机灵人。”

我一味坚持饭钱由我来付。在侍者给我找钱的当儿,我忽然瞥见了汤姆·布坎恩走进这拥挤的餐厅里。

“稍等我一会儿,”我对盖茨比说,“我得和一个人打个招呼。”

当汤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跳了起来,急着大步朝我们这边赶。

“你这一阵子去哪儿啦?”他急切地追问,“你没有来电话,黛西很生气。”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恩先生。”

他们俩略略地握了一下手,盖茨比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异样的不自在神情。

“你近来好吗?”汤姆问我,“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吃饭?”

“我是在和盖茨比先生共进午餐。”

我转向盖茨比先生,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那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里的一天——

(那天下午我和乔丹·贝克来到普拉兹饭店的茶园里,她直挺挺地坐在一个带直靠背的椅子里说起了往事。)

——我走着正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一会儿走在便道上,一会儿走在草坪里。踏在草坪上我更觉得高兴,因为我穿着一双英国鞋,鞋底上有突出的橡胶小圆球,深深地踩进到软软的草地里,真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还穿着一条新的花格呢裙子,不时地被风吹得撩了起来,每当有风吹起我的裙子,在一路房屋上插着的红、白、蓝等色的旗子便飘展开来,不高兴地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

这一带旗子最大的、草坪最阔的,就数黛西·费伊家。她那时刚十八岁,是路易斯维尔的年轻姑娘中间最出名的。她喜欢穿一身白色的衣服,自己有一辆白色的微型轿车,在她的家里找她的电话整天价响个不停,泰勒军营里的许多年轻军官都迷上了她,纷纷来电话要求那个晚上由他作陪。“哪怕一个小时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