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性Ⅴ（第2/6页）

她曾经想，自己是不是发疯了。这是她曾预见过的精神“崩溃”，或“分裂”。然而，她似乎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疯，倒是那些不像她那样困惑于报纸所反映的这个未臻完善的世界的人，才荒唐得顾不上这种极其必要的事物。然而，她明白自己是疯了。尽管她克制不住自己，依然沉溺于这项行动：大量阅读，剪下片段，满墙钉剪报。她知道，一旦简纳特从学校回家，她又会成为安娜，负责的可信赖的安娜，这种困惑也会随即消失。她知道，成为简纳特的神志正常和负责的母亲毕竟比剖析这个世界重要得多。而这两件事相辅相成。除非简纳特的母亲依然负责可靠，否则这世界就永远不可能获得了解，不可能用文字来整理归类，不可能被“命名”。

再过一个月简纳特就要回家了，这事搅得整日着迷于报载事实的安娜心神不宁。这驱使她去重读那四本笔记。自从汤姆出事以来她就没怎么翻过它们。她翻来覆去读着这些笔记，却觉得和它们没什么关系。她知道是某种她所无法理解的负疚感，切断了她和这些笔记的关系。这份负疚感当然与汤姆有关。她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汤姆试图自杀，是不是读了她的笔记所引起。或者，假如这是真的，那笔记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扰乱了他的心境？或者莫非她真的很傲慢自大？“这显得傲慢自大，安娜，这太不负责任了。”是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但除了明白她曾使他失望，她没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外，她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有一天下午她睡着了，做起梦来。她知道这是她以前以不同方式常做到的梦。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简纳特，白白胖胖的很健康。另一个是汤姆，一个瘦小的婴孩，她让他挨饿了。她乳房瘪瘪的，简纳特早把奶吮光了，于是汤姆变得又瘦又弱，饿得在她眼前日渐萎缩。就在她快醒过来的时候，只见他缩成了皮包骨头一小团，随即完全消失了。她是在一阵激动不安的焦虑、负疚和自我分裂感觉中醒来的。然而，醒来之后，她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竟会梦见汤姆在她手里挨饿。况且，她知道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别的梦境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那“挨饿的”角色，也许那是她在街上遇到的某个人，那人的脸常常浮现在她眼前。然而，毫无疑问，她感到对这一瞥而过的人负有责任，否则的话，为什么她就该梦见自己有负于他——或她呢？

这次做梦之后，她又狂热地忙活开了：剪下一条条消息，把它们钉在墙上。

那天晚上，当她坐在地板上听着爵士音乐，因为无法“看懂”那些剪报而烦恼得有点绝望的时候，却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仿佛是种启示，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总的说来是可怕的，是一种和她以前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现实，它来自她从未体验过的情感领域。它不是“沮丧”，或“不快”，或感到“泄气”，对于这种体验的本质来说，欢乐幸福这样的词语，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从启示中醒过来——因那种启示不受时间影响，安娜不知道已过去了多少时间，她只知道自己曾有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其境界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但她又站在了那些笔记本前，让握着自来水笔的手（它那容易损坏的内部坦露着，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海中动物，像头海马），停留在第一本上方，又移到下一本，让那份启示自己决定该写在哪一本；但那四个笔记本，有着不同的细目和分类，显得依然故我，安娜只好放下了笔。

她一段段试听了各种音乐，有爵士乐，有巴赫的曲子，有斯特拉文斯基，心想也许音乐能表达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但与以往一样，很快使她感到烦躁，音乐似乎撞击着她的内耳，耳膜排斥着声音，仿佛它们是敌人似的。

她对自己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仍觉得这一点如此难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质来说，它不够准确。要是我认为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当然，汤姆是个例外——的笔记了。

那个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她清醒地躺着，回顾那些她已非常熟悉的思想，甚至它们一出现她就感到厌烦——政治上的思想，我们这时代的种种行动模式。这是向平庸陈腐的滑落，因为与往常一样她的结论是：她的任何行动都不带信仰，无所谓“好”或“坏”的信仰，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只希望会有好结果，再没有比这进一步的信仰。而持这种态度，她很可能会不知不觉作出使自己丧失生命，丧失自由的决定。

她很早就醒了，不久便发现自己竟站在厨房的中央，两只手中满是剪报和图钉，她那大房间的四面墙上，凡她够得到的地方，全钉满了剪报。她吃惊得忙把新的剪报和一摞摞的报纸杂志推在一边。她在想：既然第一个房间四壁钉满了我也没感到惊愕——或至少，没惊愕得停止剪报，那在第二个房间的墙上钉剪报，也不应该大惊小怪。

然而，她却有一股冲动，不想再钉那些提供难以理解的信息的剪报了。她站在大房间中央，要求自己把钉在墙上的剪报都清除掉。但她下不了手。她又在屋里沿墙走着，从一条看到另一条，想将一句句话，一段段文字互相协调一致起来。

正在她这么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一位美国的左翼人士需要找个房间住几天。安娜开玩笑说，如果那人是个美国人，他一定想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并正在和他的第二个妻子闹离婚；但仍然说他可以来住。那人后来打电话来说，他下午五点钟过来。为了迎接客人，安娜打扮了一下，并意识到除了上街买点儿食品和图钉之外，她已好几个星期没修饰打扮了。快到五点的时候，那人又来电话，说一时不能来了，他得去见一位代理人。他谈到了与代理人约会的一些细节，这给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分钟后摩莉的朋友又来电话，说米尔特（那个美国人）要到她家参加聚会，安娜愿不愿意也来参加？安娜很恼火，但她随即打消了这份懊恼，拒绝了邀请，又穿上她的晨衣，坐回到四面围满报纸的地板上。

那天深夜，门铃响了。安娜打开门，见到了那个美国人。他为没先打来电话而道歉，她则为自己没穿礼服而致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