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附录二
《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者简单的有机的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观念，然而抽象的观念却不就是他批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因为第一，我先天的条件或许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环境或许和他不同；第三，这种种交错的影响做成彼此似同而实异的差别。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越发胆小了，也越发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做为他的靠山。这就是为什么。鲍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学问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学问属于人生，不是人生属于学问；我们尊敬布雷地耶，我们喜爱鲍德莱尔。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错误，也有自己整个的存在做为根据。他不是无根的断萍，随风逐水而流。他是他自己。
然而，来在丰富、绮丽、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刚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样失色，进退维谷，俯仰无凭。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虽说一首四行小诗，你完全接受吗？虽说一部通俗小说，你担保没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诗人或小说家表现的个人或社会的角落，如若你没有生活过，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吗？如若你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参差，是谁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区别，例如性情，感觉，官能等等，也打进来计算？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困难全在人与人之间的层层隔膜。
我多走进杰作一步，我的心灵多经一次洗炼，我的智慧多经一次启迪；在一个相似而实异的世界旅行，我多长了一番见识。这时唯有愉快。因为另一个人格的伟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觉增加了一点意义。这时又是感谢。而批评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显得深彻。
这就是为什么，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转其间，大有生死两难之慨。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
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用同一尺度观察废名和巴金，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那样的战士。一个把哲理给我们，一个把青春给我们。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极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极必反的热，然而同样合于人性。临到批评这两位作家的时节，我们首先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们滥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却各自完整的意义。例如"态度"，一个人对于人生的表示，一种内外一致的必然的作用，一种由精神而影响到生活，由生活而影响到精神的一贯的活动，形成我们人世彼此最大的扦格。了解废名，我们必须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们尤其需要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二十岁上下的热情的男女青年。所谓态度，不是对事，更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或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我说"全"，因为作者采取某种态度，不为应付某桩事或某个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见摈。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术语，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销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诉道："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的叙述或者一个人物说的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分析、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譬如他们要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抓住一两个人，从这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断定现在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者简单的有机的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观念，然而抽象的观念却不就是他批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因为第一，我先天的条件或许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环境或许和他不同；第三，这种种交错的影响做成彼此似同而实异的差别。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越发胆小了，也越发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做为他的靠山。这就是为什么。鲍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学问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学问属于人生，不是人生属于学问；我们尊敬布雷地耶，我们喜爱鲍德莱尔。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错误，也有自己整个的存在做为根据。他不是无根的断萍，随风逐水而流。他是他自己。
然而，来在丰富、绮丽、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刚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样失色，进退维谷，俯仰无凭。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虽说一首四行小诗，你完全接受吗？虽说一部通俗小说，你担保没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诗人或小说家表现的个人或社会的角落，如若你没有生活过，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吗？如若你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参差，是谁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区别，例如性情，感觉，官能等等，也打进来计算？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困难全在人与人之间的层层隔膜。
我多走进杰作一步，我的心灵多经一次洗炼，我的智慧多经一次启迪；在一个相似而实异的世界旅行，我多长了一番见识。这时唯有愉快。因为另一个人格的伟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觉增加了一点意义。这时又是感谢。而批评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显得深彻。
这就是为什么，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转其间，大有生死两难之慨。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
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用同一尺度观察废名和巴金，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那样的战士。一个把哲理给我们，一个把青春给我们。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极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极必反的热，然而同样合于人性。临到批评这两位作家的时节，我们首先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们滥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却各自完整的意义。例如"态度"，一个人对于人生的表示，一种内外一致的必然的作用，一种由精神而影响到生活，由生活而影响到精神的一贯的活动，形成我们人世彼此最大的扦格。了解废名，我们必须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们尤其需要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二十岁上下的热情的男女青年。所谓态度，不是对事，更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或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我说"全"，因为作者采取某种态度，不为应付某桩事或某个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见摈。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术语，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销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诉道："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的叙述或者一个人物说的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分析、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譬如他们要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抓住一两个人，从这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断定现在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