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五死后没有多长时间北平就解放了，对北平解放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没有深刻的记忆，只记得天气越来越冷，隐约地传来一声声炮响，震得窗户纸唰唰的。父亲又去哪里云游了，他常年的不在家，走到哪儿也不给家里来信，突然的有一天背着画夹子进门了，那就是回来了。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我们家只有我和五姐姐及五姐夫完颜占泰，还有老七，其它的哥哥姐姐都成家另过了，大宅门里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六姐姐在协和医院当助产士，有自己的宿舍把，她永远地值班，永远地回不了家，自称是“白衣天使”，“天使”是没有家的，天使的家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她已经不属于戏楼胡同。新婚的五姐，原本嫁在天津商人完颜家，却不喜欢天津，说跟婆婆闹不到一块儿，带着丈夫回北京住到了西偏院二娘的屋里，二娘去世好多年了，她那个满是药味儿的屋子老空着，五姐不嫌，硬是住了进去，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我们家除了我母亲以外，其它人都不怕打炮，五姐夫在有药味儿的屋里嗞溜嗞溜喝着小酒，就着香喷喷的花生米，用醉眯眯的眼睛看着周围一切，在他的目光中，什么都是飘忽不定，虚幻如影的，包括他的人生。老七在炮声隆隆中，继续画他的“残菊图”，因为那时已经到了初冬，院里的菊花脑袋都耷拉着了，他说这样的菊花配上干枯的树叶很有意境。五姐靠在廊柱上打毛活，挖空心思地正给我织一顶绿帽子，为帽檐上的花边，拆了织，织了拆，没完没了地折腾。母亲一边叨叨父亲在关键时刻的逃逸，一边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裳和两张烙饼，让大家随时做好逃难的准备，说如果有情况，就各抄各的包袱，真跑散了就在东狱庙门口西边的狮子下头聚齐，不见不散。我很兴奋，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过家家儿似的，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变动，比每天坐在廊下看天上过云彩有意思。

母亲心里充满忧虑，怕哪一炮没长眼睛打到我们家屋顶上，说真要那样就全完了，连尸首都收不全，等我父亲回来，叶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五姐说是天津那边在打仗，解放军攻打天津城，把天津围得铁桶似的。她婆婆一家还在天津城里，她巴不得哪一炮打在五姐夫老完家的屋顶上，把她那刁钻婆婆和不讲理的小姑子全炸死才好。母亲说五姐太歹毒，哪儿有这样咒自己婆家的。天津她去过，得坐火车，道儿远着呢，那边打炮这边绝听不见。这炮好像是在京郊打的，而且越打声越近。

我说，解放军要是把您打死了呢？我们也不见不散？

五姐说，解放军打一个北京老娘儿们干什么，妈又不是女特务。

我说，人家怎知道妈不是女特务？

五姐说，女特务都是烫飞机头，戴美国船帽，穿羊皮小皮靴的……

我说，我想当女特务，我不喜欢绿帽子，我喜欢美国船帽。

母亲让我们都闭嘴，说我们两个一个比一个说话不着调。

解放军进城是一夜间的事，早晨起来我刚一出屋 就看见南墙根坐了一溜当兵的，一脸风尘，一身灰土，正襟危坐，也不说话，个个都很严肃。五姐披着丝绒大氅正跟解放军套近乎，端着点心匣子给人家送点心。一个当官模样的指挥着几个兵往我们家提水，因为打炮每天送水的老孟跑回老家了，当官的看见我们家的水缸空了，就让他的兵去挑水，不光给我们家挑，还给胡同里其他人家挑。这个官就是王连长，假如我知道以后他会成为我的五姐夫，我一定会多看他几眼。可惜，当时八字还没一撇，我的真正五姐夫正在西偏院一门心思地炮制五行散，准备长生不老，像乌龟一样活它个千年万年。

北平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解放了，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那些吓人的炮是在哪儿打的，为什么打的，到底炸了谁。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是从永定门那边进来的，我五姐参加了欢迎队伍，她说她就站在前门牌楼底下，紧挨着石头基座站着。九十年代，我看过一张解放军入城的照片，前门牌楼下密密麻麻一大群人，我拿了一个放大镜在里头找，找我的五姐，根本无法辨认。不过那天五姐给我拿回一面小粉旗子倒是真的，上头写着“北平欢迎解放军”，我高举着旗子在院里跑了几个圈，后头跟着小狗阿莉，连喊带叫，也颇为热闹。

母亲再不说逃难的话了。

北平又改叫了北京，对我来说日子跟以前没什么改变，厨子老王走了，一切都得母亲操持了，跟母亲上街买菜，在东直门大街碰上老五的朋友赫鸿轩，赫鸿轩穿着干部服，身上有四个兜，口袋里插着两根钢笔，一改过去“哥儿”的模样。赫鸿轩跟母亲说他在曲协工作，不唱了，专门做研究工作。还说五哥要是活着，在曲协一定会大展宏图，新中国用的就是有本事的人才。可惜，就差那么几个月……说这话的时候赫鸿轩的声音变了，有点儿哽咽，他还想着老五。

看着赫鸿轩走远了的身影，母亲对我说，你记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死了还念着。

我说，您死了我也念着。

母亲说，你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问母亲“曲鞋”是什么，母亲说她也想不出，大概是跟“鞋”有关的。

三十年后我加入了“作协”，想起当年的“曲鞋”觉得好笑，“做鞋”比“曲鞋”似乎更直接，更好理解。

转过年秋天，我进入了东城方家胡同小学，以前老舍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老舍是谁，当校长的老舍当时肯定也不叫老舍，叫别的什么。进方家胡同小学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冲着老舍去的，父亲说，学校离家近，又在国子监旁边，国子监是出太学生的地方，咱们家的丫丫保不齐能当个女大学问呢。要当“女大学问”的我实则还是一个懵懂糊涂的小玩闹，我最喜欢的工作是拿粉笔在我们家的廊柱上画美人儿，画小王八。

懵懂糊涂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莫姜，莫姜对我的影响较我母亲更甚，这是一个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物。借用母亲的话是，死了还念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浑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高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这个原因，高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这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