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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是平常的鸡，鹅是平常的鹅。但在姨妈的眼中，这三个小东西却并不平常，它们是姨妈从十里以外的孵房里背回来的，和它们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十几个鸡兄鹅妹，但它们还在童年的时候就被老鼠、野猫和黄鼠狼当成夜宵了。幸存下来的一鹅两鸡，身上都有无数伤痕，但它们却奇迹般地长大了。
姨妈给这三个小家伙起了名字，鹅体积最大，就取名叫老大；而两只鸡根据它们的毛色取名为芦花和阿黄。这样，姨妈所住的那所原本可以容纳三十个知青的院里就多了些生气。姨妈每天下工，就用糠拌上饭，一阵吆喝，老大、芦花和阿黄就会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它们的嘴壳敲在搪瓷碗上的声音很欢快很空灵地响在空气中。这时候是姨妈最轻松也最开心的时候。通常这时她会哼着小曲为自己烧一锅烟火味十足的土豆饭，然后捧着碗坐在门槛上，看月亮，看她脚下因她而存在的三条小生命。间或用筷子撒几颗饭逗逗它们。
在离开之前的几天里，姨妈为如何处理这三条小生命而犯难了。杀吧？下不了手！不杀吧，这可是自己知青生涯积攒下来的唯一财富，要从每天8分的工资里抠出一份口粮喂它们，确实也是不容易的。要知道，这三个小家伙身上的十几斤肉可让全家人过上一个富足的年的啊！
最终还是决定杀。这个决定虽不比一个母亲下决心杀自己的小孩那样难，但显然也容易不到哪去。
姨妈不忍下手，请了村里多年来帮她次数最多的一个后生来帮她最后一次。那后生眼睛红红地杀了芦花和阿黄之后，又拔刀向老大，他拔掉老大脖子上的毛，之后用刀狠狠地切进它的脖子，但就在这个时候，老大用尽全身力气，扑扇着翅膀从他手中挣脱出去，血光羽毛满天乱溅。它像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箭一样冲过平日无法企及的院墙，把姨妈和一脸懊丧的后生甩在院里。
这天，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直到月亮像刀片一样挂上天空。
第二天一大早，姨妈背上行李出发，她要走十几里土路到镇上去赶班车。在离开空无一物的土屋时，这个9年来她日思夜想离开的地方却莫名让她有些伤感。就在这时，鸡圈里传出一些细碎的声音，昨天逃走的那只白鹅正伸出血淋淋的脑袋在看她。在它的身后，有一只白生生的大鹅蛋……
26年后，那个已变成老头的后生进城，对已变成老太婆的姨妈说：那鹅后来他又养了多年，最后是老死的……
母亲与油灯
我的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小山村偏远得连电都不肯光顾。村子的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和松明。近些年，有些家境稍好的后生仔也用过电筒，但被大多数村民认为是败家的奢侈行为而终究没有推广开。
我是村里自光绪年间到现在唯一一个大学生。这与我母亲有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村里的后生仔比我精灵的还很多，只可惜他们没有一个不吝惜煤油的妈。
自我爹去世那年起，我们家成为全村最穷的人家。但我家却有全村最奢侈的举动——每晚在天黑之后，还可以点一个小时的灯让我看书。为了这一个小时，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对此村里人摇头不已，都说她疯了，几年几月炒菜都没听见过油响的人家，居然敢比村长家亮灯还久。
但少年时代的我却是非常不懂事的，常常嫌这珍贵的一小时太短太短。特别是有时被一本刚从几十里外借来明天就要归还的书吸引住不想丢手的时候，母亲准时来取灯的行动总会在我心中惹起强烈不满。为此，我曾在被子里哭过许多回。母亲也是。
后来，年纪稍长，心眼多了，我开始偷油灯。估计母亲睡着之后，半夜摸到她房里，将她的老式铜锁扯开，偷出油灯来，在蚊帐里读个痛快。为了不让她发现油耗，我甚至往油灯里灌过水。
水跟油是不相溶的，母亲发现了，很生气，长叹了一口气，说，你太不懂事了。
说这句话时，母亲的语气很软，但我觉得很重，重得刻骨铭心。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事在母亲的记忆中刻得更深。
后来，我到重庆一所学校读书。这期间，我靠卖报纸和帮人干一些杂活，已基本上放开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我想只要母亲不再为我每晚消耗那一个小时的煤油而疲于奔命，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母亲却不这样认为。每有人从家乡来，总会捎来她的口信，让我好好读书，别怕费油，妈给你攒着呢。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年，她一共为我攒了64瓶半油，她是在为我挣第65瓶油的时候落下山去的。
在我回家奔丧的时候，我一路默默流着泪，特别是我在她床下看到那式样各异的瓶子一尘不染地立在那里时，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母亲啊母亲！我在城里终日只想着打工挣钱为你分担辛劳，竟忘了写信告诉您，城里早就不用油灯了。我将为这个小小的“失误”而痛悔一生。
牙 祭
四川人向来以语言贴切生动著称，牙祭便是其中一个绝好的例子。
古人有初一、十五设家祭的习俗，这一天，家中老少男女必向家神及祖先顶礼膜拜，家境好的，通常是三牲齐全，家境稍一般的，则雄鸡刀头是要略备一二的；家境再穷的，也会买一块肥肉切成正方形，往“天地君亲师”及列祖列宗灵位前香气扑鼻地一摆。香烛一燃，由家长带队的，向空气中念叨一通，有问候有汇报，更多的却是在祈求老先生们看在香烛和肥肉的面上，保佑自己或发财，或阖家平安，或五谷丰登，若家中尚有不开怀的女人，则更不忘添上一句保佑早生贵子之类的话题。总之，人有多少种愿望，祭祀中就有多少种语言。
死去的祖宗们对香味的兴趣，远多于对那块俗肉的兴趣，祭礼一毕，香味散尽的供品自然要派上另一个用场——牙祭。这“典礼”通常是在初二、十六的中午进行，人们把祖先享受过的肉切成大块大块的片，和着蒜苗炒成回锅肉，全家上下油噜噜地大嚼特嚼，以使吃了十几天斋的牙受到点奖赏和安慰。久去久来，牙祭便成了吃肉的代名词。
余生也晚，没赶上从显考显妣鼻下拾余唾的乐趣，但并不因此便对“牙祭”这个词陌生，因为，我的童年时代，肉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人一月半斤，再潇洒的人，也不敢大手大脚“牙祭”一回，无怪乎，那个年代，杀猪匠特别好找对象，其抢手程度无异于80年代的大学生和90年代的大款。在当时，“一人嫁个杀猪匠，全家要吃正保肋（猪身上最肥的部分）”，这绝不是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