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的沦落

1

我在这个早晨好像突然发现，拐子四哥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当时心沉了一下……我提醒自己：面前的兄长是一个身带伤残、一拐一拐走过了这么多年的人；老境将至，他再也走不动了……事实上他只想待在这个茅屋里，领着斑虎，把余下的一段日子过完。他已经没有别的奢望，也不再做其他打算——这位童年挚友，这个即将走向老迈的兄长早就舍弃了一切，浮泛的热情在一生的流浪中全都耗尽了，剩下的只有内心里的那股坚忍和决意。作为芦青河两岸一个有名的流浪汉，他经历之艰辛曲折，无人能比。这片荒原的一角、慢慢沉陷的土地上，最后的日子里，人们将会看到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屹立着，门前站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和他的老伴，他们牵着自己的一条狗……

一个时时蹦出的问号就是：眼下和将来，我能为他做些什么？而在这样不安和焦虑的日子里，他却能够呼呼安睡——我从来到这儿之后就有了一种恐惧，老觉得茅屋在摇晃，地底在隐隐作响——那种咯吱咯吱的像碾碎了瓷片似的声音，让人在半夜醒来感到阵阵颤栗。

四哥告诉，有一天他正站在园子南边用铁锹铲一条土埂，一群人呼呼跑过来，个个都一脸慌张。问了一下才知道：南边那儿升起了一股粉红色的烟雾，这烟雾一开始摇摇晃晃像个草垛子，南风一吹就向西北飘去，田边的牛来不及放开缰绳，结果一下被呛倒在地……大伙就没命地向东北方跑来。四哥说那天他听着一群人喊叫，手搭眼帘往南望，什么也看不见。大家说那是风向变了……“它们飘到海上哩。”

浩瀚的大海会消融一切吗？

这天下午，西邻园艺场的头儿差人来找我：有个重要的外商来了，场长想和你一起与对方谈极为重要的项目，他们这会儿正在场部招待所里。

我不知端的，就匆匆赶到了那里。招待所里并没有外国人：原来所谓的外商是个华人，一个肥胖的女人，戴着很大的金属耳环，浓妆艳抹，涂得很重的青眼圈像刚刚挨过拳头似的，坐在一伙人中间说说笑笑。有人一旁介绍说，这人已经到内地很久了，一直住在那个海滨小城的宾馆里，说是要为当地投资上千万美元。这种诱人的事让小城里的头头儿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把这个消息电告了许多部门，结果她走到哪儿都受到了最好的接待，出席没完没了的宴请。这真是个奇怪的年头：有人一听说外商就瞪大了眼睛，跟这些人说话腰一直弓着。这个女人说要到海边看一下办厂地点，于是就来到了园艺场。她提出要和场里联合开发一个新项目，结果把园艺场的头儿一下给迷住了。

女人的助手是个矮矮的男人，穿得非常讲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条紫红色的领带，有点像传说中的海妖：深夜出来，伸着长长的紫舌头……我一看女人和她的男助手，心里就忍不住要涌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想的全是海边妖怪的事。窗外不断听到一些人在喊：“外商来了，外商来了！”大概整个园艺场都知道了这件大事。

场部小招待所只有一个像样的套间，就留给了胖女人。在小餐厅里，他们请她品尝当地特产和最好的葡萄酒——所有的葡萄酒都是那个著名的葡萄酒城出产的，当然是我们武早的代表作。喝着这样的酒，胖女人高兴起来。她掏出名片分发四周，又递给我一张。她忘记了这是给我的第三张名片了。胖女人已经醉了，把眼前的一杯酒端起来，非让我喝掉不可。我说不想再喝了。

“大男人怎么能说不喝呢？”

一边的场长用怨怒的目光看着我。胖女人在我的后脑勺那儿戳了一下，我一转脸，她突然把那杯酒倒在我微微张开的嘴巴里。这种放肆让我毫无准备，我一点没有犹豫，噗一下把酒全喷出来，溅了她和男助手一脸。

男助手很尴尬地站起来，咳着，用脚跺了一下地板，弓着腰到卫生间去了。胖女人却哈哈大笑，鼓着手掌……

下午胖女人要出去看一看，说只有厂址选准了，才能具体坐下来谈。“我们要建一个优美的、最大的，海滨企业！”

场长说：“啊呀，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胖女人回头瞥我一眼。她拍着我和另几个人的肩膀，抽出一支烟叼在了嘴上，微微点头说：“这里还远远没有开发呢。”

男助手说：“好地方，好地方。”

一旁的人站在那儿往这边看，矮小的男助手就伸出中指和食指，向大家比划了两下，不知是什么意思。

胖女人不时看看路旁围观的人，大仰着脸，两手抱在胸前。我们在蓬蓬草地上走来走去。后来她从口袋中拿出一个片状的太阳能小计算器，伸出涂了荧光指甲油的食指在上面点来点去，对凑上来的小男人咕哝了几句。男子频频点头。我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一会儿她转过脸，对我咕哝说：“我真担心这里的办事效率……昨天我跟场长讲好八点钟到宾馆接我，可是八点十分了车还没到。这就是内地的情况，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她又跟助手讲了一些谁也听不懂的粤语，开心地笑了。接着她又提高声音说给我和周围的人听：“在我们那儿一切都严格得很啦。有一天我到公司里去，已经是七点一刻了。七点一刻是公司上班的时间，我进去一看，还有三个雇员没来。我想好吧，就站在窗前等。我要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公司。这窗玻璃只能从里边望到外边，从外面是绝对看不到里面的——一会儿那几个姑娘来了，急匆匆的脸也没洗干净，大概是睡过了吧？过了五分钟我打电话把她们叫到办公室。她们已经化好了妆——就是说，她们来晚了十分钟，因为化妆至少还要用去一会儿。我问：‘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们都摇头。我说对不起，你们被辞退了。她们一声不吭，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有一个走了几步哭了。我不理她，先一步离开了办公室。”

她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又冲我点点头。我心里却在说：“凶狠的、得意的资产阶级！”

外商吃过午餐就走了。可是她留给园艺场里的却是长久不息的兴趣。场长不止一次掏出她的名片，翻来覆去地看。那上面印着可怕的头衔，挤满了密密麻麻一张纸片。场长把名片掖到怀里，问我：“你注意到了吗？”

“注意什么？”

“你猜她有多大年纪了？”

“大概四十岁了吧，顶多四十岁。”

场长伸出一根手指：“错了，她今年已经五十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