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三节（第3/4页）
老杨的后半辈子一直记得曾经带着他去看尸体的姑娘，倒也别有情趣。可是这件事并不吉利，回校以后他挂科三门，我回厂推错了一个电闸，差点把我师傅给电死，都是她给闹的。后面两年我们再也没敢去找她。
此时我见到路小娟身穿白大褂，双手抄在兜里，站在医院走廊里招呼我。人的手是怎么放的，这很有讲究，比如医生抄衣兜，警察抄裤兜，农民抄袖口，社会青年是四根手指插牛仔裤的裤兜里，大拇指指着生殖器，这都是有规定的。我问：“小娟，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实习的吧？”
“我三年制的大专，毕业好久了。”路小娟不满地说，“你对我太不关心了，我还知道你辞职了呢。工厂干吗不做了？”
“把车间主任给揍了，混不下去了。”我说。
“哼，我也想把药剂科主任揍一顿，可惜不敢。”
看到她出现我有点高兴，我说我无聊死了，带我四处玩玩吧。路小娟不耐烦地说：“玩什么啊，我还要上班呢。”我说：“上班你还出来闲逛？”路小娟说：“我他妈的去上厕所，好不好？就看见你这傻瓜像苍蝇一样乱飞。”我心想，上厕所你丫还把手抄在衣兜里。
她进了女厕所，我等了很久才看见她双手抄在衣兜里走了出来，仿佛她的手从来就没有掏出来过。我说：“小娟，穿白大褂上厕所很不方便吧？”路小娟前面二十年已经领教过我的嘴皮子了，头也没抬地说：“滚你的蛋。”
后来她问，来这儿干吗。我忙不迭地将杨迟的事情告诉了她，老杨在你们医院动手术不料大出血他差点死掉。路小娟茫然地问：“老杨是谁？”我说：“就是杨迟，你别装了，你记得他。”路小娟说：“就是那个在停尸房吓尿裤子的家伙。”我说：“他没尿裤子，你记错了，你到底带过多少男人去停尸房把他们吓尿？”路小娟说：“放屁，走开！”
我跟着路小娟来到门诊部。路小娟去药房，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她配药。玻璃上挖了一个小拱门，她将各色药品送出来，病人将药领走。这还是上海先进，当时的戴城，医院里的配药室是在木板上挖一个拱门，你根本别想看见里面坐着的是医生还是炊事员。
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和一个病人吵了起来，隔着透明的玻璃，她霍地站了起来，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而那个和她对骂的大妈都快爬到玻璃上去了，她捶打着玻璃，声称要让我妹下岗。路小娟听到“下岗”这种威胁也把脸贴在了玻璃上，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成是动物园里的猩猩，非常好玩。再后来路小娟被同事劝走了。
“如果想让她下岗，就去找院长，别在这儿嚷了。”一个老医生冷冷地对大妈说。
时代不同了，我悲哀地想，连药剂师都可以下岗，当然，以药剂师那种倨傲的态度来说，我也挺想让他们统统下岗的。
中午我去病房，杨迟还没回来，我只能回到大厅找路小娟吃饭。她换了衣服要走，说：“今天心情不好，下午我请假回家睡觉。你自己玩吧。”
“借我点钱。”我说。
她没二话，掏出钱包给了我二百，想了想，又加了一百，说：“给杨迟买点营养品，我就不拎什么东西去看他了。”
“你走了我就没劲了。”
“自己去街上玩吧，别跟着我了。上海现在面貌一新，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
“什么大便小便的没听明白，我全国各地都玩够了，到处都在变样。”
路小娟愤愤地说：“别惹我啊，我心情不好。你该多读点书，别一天到晚像个巴子似的自以为全都见识过。你写的那些诗我看过，狗屁不通的——别再跟着我了！”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普希金铜像那儿，有个小男孩对着铜像撒尿，路小娟走过去给了他一脚，小孩是外地的，一边逃，一边骂，一边尿。我不禁摇头，你这样子还像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吗，你简直是人类公敌。
路小娟说：“破坏市容，普希金是我很喜欢的诗人。”
其实我也喜欢普希金，九五年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一心就想讨厂医姐姐的欢心。她有着很文艺的一面，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都这样，爱诗歌，爱民谣，还爱古典音乐。照这个逻辑，我妹妹也是个很老派的人。反正我跟着厂医姐姐读了一些外国诗，甚至还能写几句歪的，获得了一点可疑的赞赏。我看着路小娟，心想：她们都是医生，都爱普希金，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的厂医姐姐绝不会去踹一个撒尿的男孩——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撒尿的男孩。
路小娟说：“你太软蛋了，那小孩骂我，你都不去追他。你要是再跟着我，就把那三百块还给我。”
我独自吃完饭，又走回医院，找了个长条形的座椅躺了下来。中午的医院里比较冷清，趁此机会我回忆了一下往事。
我八岁那年认识了老杨，我们住在农药新村一幢暗无天日的楼里，他二楼，我一楼，我们的爸爸都是农药厂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爸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譬如他爸爸很热爱文学，家里三言二拍、西厢红楼俱全，阁楼还有一套《金瓶梅》，而我爸爸是个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者，家里看不见什么带字的东西，吃的倒是不少。这两个爸爸互相之间既友好又有点不服气，到了我们这一辈，既然相见恨晚，很多东西就可以分享了。我去他家里看书，他来我家蹭吃的，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互补，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是做书呆子就是做吃货，或者两者兼具，想改变命运不是那么容易的。
略过我们漫长而无聊的青春期不谈，九二年我从技校毕业进了糖精厂，算是子承父业，杨迟考上了上海的化工学院，亦复如是。这件事让我爸爸挺没面子，我妈倒是无所谓，我十八岁时身强力壮，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老杨苍白瘦弱，两条腿细得姑娘都掉眼泪。我妈觉得我这副身板是她自豪的源泉，儿子长得壮，老妈心不慌。果然，到了九五年，我仅剩一口气从糖精厂辞职出来，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熬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救的犹太人，身体不好的早就死了。养了一个月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活蹦乱跳，而老杨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个小小的息肉就把他击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