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四节

当年小苏住在闹市区，那个地方叫花街。一条小巷通向外面的大马路，路上全是被偷了盖子的窨井。那条大马路有一段很繁华，百货商店与名牌专柜鳞次栉比，过了这一段则冷冷清清，晚上路灯都不太亮，小偷专门在此活动。再往西，靠近高新区的一带，忽然又变得热闹了，尤其是晚上，灯光旖旎的宾馆酒吧，还有我们初次见到的：桑拿房。

我那时候天真了，以为桑拿房就是蒸桑拿的，杨迟说，楼下洗澡，楼上打炮。这种口气一听就是去过的，但他拒不承认，说自己陪客户去，客户到楼上去欢快，他在楼下蒸。我说，蒸这么久你该熟了吧？老杨说，我可以去打打电子游戏啊，桑拿房里什么都有。后来他又说，当然啦，一个男人的好奇心你们也应该知道，我去看过一点点，姑娘们都在玻璃橱窗里，那个叫作“金鱼缸”，你可以随便挑。小苏作为一个男人也好奇了，问：“真的可以随便挑吗？”杨迟遗憾地说：“小苏，你已经结婚了啊。”

那个地方是戴城的红灯区，说起来，离小苏家里最近。他住的花街，这个名字很不正经，令人联想到妓院一条街。其实不是的，从我小时候起，街上住的就是些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鸡。到了小苏这一代，桑拿房也不会开在小巷里，花街徒有虚名，直到有一天黄昏，我们在巷子里带小孩玩，看到一群低胸露大腿的姑娘，像他妈文工团会演一样，披着棉大衣往红灯区走。没错，她们在这里租房子住。

那时候人们还不适应和妓女住在一条街上，觉得她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后来楼上的万师母打破了这个格局，但还是不太一样，人们普遍认为万师母是被迫的，而其他妓女是自愿卖淫。这个看法，其实不够公平。

在小苏家门口，我们看到低胸露大腿的姑娘走过，她们是去上班，否则不用穿成这样。她们坦荡荡地走过街道，瞄我们一眼，并不说话。我们脸红心跳犹如裸体。我在想，她们为什么不在街上勾引我们，那就不必去上班了。她们为什么不这么干，像万师母那样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吃话梅”（想到万师母向我走来，我就得吓昏过去）。后来杨迟说，她们是夜总会的，不是阻街女郎，夜总会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你不能进去就嫖。这流程使一切顺理成章，使“工作”具有存在感，说白了它可以让姑娘多挣点钱，少出点力。

在杨迟的营销生涯中见过各种卖春的姑娘，他说最惨的是停车吃饭的地方，姑娘们接待的都是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是世界上最寂寞的职业，常年跑运输线，看着世界流逝而找不到人说话。夜里他们也开车，他们睡觉的时间很短，不太有机会嫖宿，只有在饭后匆匆打一炮。那些姑娘伺候卡车司机也很辛苦，因为寂寞的人总是充满了怨气。然而，即便如此，她们还是努力地接着生意，希望更多的卡车司机光顾。在某些最低级的地方，她们穿着大衣，里面赤裸着身体，走到黑夜中的公路边，向着呼啸而来的远光灯打开她们的衣服。

杨迟说，在南方的城市，那些宾馆楼下坐满了姑娘，足足有上百个。她们坐在潮湿闷热的地方，场面非常壮观，她们有时喊你“老板”，有时喊你“亲爱的”，有时会免费抚摸你，有时则显得沉静孤独。杨迟还说到县城，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城，钱多人傻，外地的姑娘会大量涌入，那些穷困的县城则比较保守，在最穷的地方，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女人。

杨迟说，嫖娼是很堕落的，真的堕落，他卖农药最烦的就是带客户去嫖娼。这件事还不能明着说，钱是厂里报销的，名目是餐费娱乐费。客户洗桑拿，他在外面待着，有时候他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慈善业，因为那些钱至少有一半是到了姑娘手里，而她们实实在在都是穷人，她们挣来的钱也会寄到一个很穷的家里。我抬杠说，高级妓女都比你有钱，女明星也是高级妓女，跟富豪睡一觉挣几十万呢。杨迟说，好吧，我希望所有的男人都能嫖上高级妓女，挥金如土睡女明星，那样看起来就不太堕落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新风貌，这些事情说给后来人听，人们都不觉得有什么惊奇的，因为它变成了惯常的风景。在我们当时看来，它既新鲜又可怕，道德感一下子崩溃了。你要知道，我们是迹近烂仔的人，我们的道德感都撑不住，就别说其他人了。然而它们牢牢地占据了这个位置，比我们更顽固，也更真实。

我不止一次问杨迟，你嫖过吗。杨迟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但他的态度有很多种，有时斩钉截铁，有时羞涩，有时犹豫。我也问过小苏，小苏的回答是：你在说什么啊。这就是真没有。再后来我也不问了，这就像盯着别人问“你自慰吗”，答案无意义，反而会使我显得神经兮兮。

小苏住的地方是老房子，光线不足，隔音差，跑到二楼打开窗，能看到对面人家。最初那儿住着一位老爷爷，成天站在窗口唠叨，说我们太吵。后来他搬走了，屋子出租，两个低胸露大腿的姑娘就出现在了窗口。

我们不常去二楼，姑娘们来了，我们感到很亲切。这种超近距离造成的色欲想象力很猛烈，即使是看见过上百个妓女集合的杨迟，亦不免有所触动。有时小苏到窗口去晾衣服，下得楼来，我就问他：“她们在干什么？”小苏说：“一个在看电视，另一个也在看电视。”到了傍晚，她们结伴出门，一个上班，另一个也上班。我们闲得无聊，对她们评头论足：那个高个子的，比较爱学习，她坐在电视机前面经常看《新闻联播》，那个脸上长痣的，她比较文艺，总是看台湾电视剧。那个高个子的，严肃，不太爱笑，她经常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缸里，显得愤世嫉俗，那个脸上长痣的，似乎很容易接近，她也抽烟，烟头到处乱扔，搞不好会把这片的老房子都烧了。那个高个子的，她总是哗地拉上窗帘，那个脸上长痣的，她总是悄悄地拉开窗帘，让我们看上一眼。

我们三个打牌，赌输了的人就搬个椅子到楼上，坐在窗口看她们。这么做非常无聊，但总比输钱好。眉来眼去了很久，长达一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脸上长痣的姑娘隔着窗子对我开口了：“哥哥，你们的房子出租吗？”

我说我不是房东，帮你问问。跑下楼问小苏，小苏知道我在捣乱，摇摇头做饭去了。我又跑上去说：“他似乎不答应。”脸上长痣的姑娘笑了笑，反而不接茬了。但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拒绝我们的观看，倒是我们看了一阵子觉得十分不好意思：首先，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能这么看的；其次，不正经的姑娘，这么看着就更像贪小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