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之王朱知碌

　　以前听过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说在国外一个超市的收银台，一个中国小伙子收钱时不用计算器。每逢客人来，他便念念有词：十八，三块五，四十一块二——然后抬头望一会儿天，结果就出来了：六十二块七！买东西的老外惊道：我靠，云计算！这个笑话是在云计算这个概念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传开的，顺便还拿中国人的计算能力开了个玩笑。中国人在海外，口占心算，确实常常把老外惊个跟头，而那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基本功，否则小学都毕不了业。现在要讲到的这个朱知碌，比这个水平可高多了，连我这个中国人都一次次地被他惊倒。

　　朱知碌的活动场所非常有限，如果你成心找他，就在那么几个地方一蹲，准能蹲着。而且这人极好认。我认识他前后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悲欢离合，但这些变化都没能让他换掉他那身好认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他，是在肯德基吃罢早餐，站在门口的檐下抽烟。他打北边儿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把我吓了一跳。只见此人，身长八尺，宽肩膀细腰身，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翻毛皮衣；从两个袖口里，探出长得盖住了手背的粗沙子色衬衫；再往下是十根炭条一般的手指，其中一根还戴着个银戒指，十分扎眼。一条破裤子全是洞，脚下穿一双哗哗作响的皮靴，上头的皮子磨得颜色各异。往头上看，面如黑锅铁，唇赛紫羊肝，一部长须蓬松干燥，打结分叉，不仔细看找不着嘴。这人长得太苦了，要说他能发财享福，谁都不信。他的两道眉毛、一对外眼角，和隐藏在胡子里的嘴角，全都呈八点二十状，两端向下撇着，一脸不乐意。而且他的脸太脏了，上一道下一道，在眉毛之间竖着还好几道，让人觉得他永远皱着眉头，一副要打人或者要挨打的相。他戴一顶破棒球帽，正当中一红五星，帽子外头挂着一副耳机，将两个耳朵包得严严实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刚流行文化衫的时候，上头常有一句话叫“别理我，烦着呢”。他要是穿一件那个，简直绝了。可是他穿的就像刚从犹马镇跑出来似的。

　　这人走到我跟前，站住不动，怔怔地看我。他身量跟我差不多，但是我站在道牙子上，他得仰头看我。那一对耷拉眼角和满是期待的眼神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少年时，因为跟人照眼儿，教训惨痛，所以他看我的时候，我就把头扭向一边吹口哨。抽完烟，我把烟屁掐在垃圾桶的最上层，准备上班。谁料想他都不等我走，就伸手捏起那个烟屁，揣进兜里。

　　我惊得下巴差点儿掉了，竟然有人在我面前站着等烟屁！这不是CBD（中央商务区）吗？花了45秒让自己恢复理智之后，我从兜里拿出半盒中南海来，试探着冲他伸出手去。像他这身行头，很难判断他是流浪汉还是神经病，还是一个流浪的神经病。我这么做的时候，心情也很复杂。结果他也没犹豫，接过烟盒，拇指食指捏住盖子一掀一合，就那么一打闪的工夫，然后又打开盖子，抽出几根，把烟盒还给我。“谢了，”他的声音也像粗沙子，“你这里头十三根，我拿七根，且活呢。”说完把烟往兜里一揣，走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抽烟时我忽然想，就那么一掀一合，垂着他那耷拉眼皮，就能看清里头是十三根？但是那半盒头天已经抽完了，无从查证，只得作罢。正想着，这人又来了，看见我也是一愣，伸手把耳机摘了，愣头愣脑地问我：“你天天打这儿过啊？”我说是啊，他接忙又说：“我问这个，不是要讹你的烟。”这回见完面，有那么几天没看见他。再看见时已转入深秋，气温急转直下，他那身皮货显得挺合适。他坐在肯德基外头的道牙上抽烟屁，眯着眼睛晒太阳。见我来了，抬起夹着烟屁的右手打了个招呼。我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四周都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没人有那个闲工夫看我，就坐下了。他挺惊讶，说我打个招呼不是叫你坐下的意思，你忙你的吧。我说我也不忙，聊会儿天儿。我看准了他身上有了不得的故事。我有烟，他有故事，一拍即合。

　　他首先抱怨了自己的名字。他说他俩哥哥，一个叫朱知勤，当兵了；一个叫朱知俭，去南方闯茶叶行了，只有他这个名字，朱知碌，忙忙碌碌，一辈子苦命。知道忙碌，就能不忙碌了吗？人家俩哥哥就是不用忙，我就是跑断肠！勤俭碌，这也不挨着啊！我听完，结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琢磨半天他多大岁数，没琢磨出来。

　　一打开话匣子，这人就说个不休。我时时警惕地抬头看看路过的，结果没人看我们。这一来是我自己的穿着也不怎么样，跟一个神经病坐在一起也不显得奇怪，二来是在这片儿上班的人自己就穿得够奇怪的了。我放下心来，问他做什么营生。他说，我都捡烟屁了，我还能做什么营生？我说那你靠什么吃饭，他伸手往兜里一掏，抓出一把钱来，撇着嘴拿手指捻了几下。“七十五块五，”他说，“这点儿花完了就没饭吃了。不过按说不至于。”我问他，你这把钱，是一直心里就有数，还是拿出来这么一捻立马就算出来？我这个问题还是从上回的半盒烟来的。他说：“心里有数，跟拿手里现数，对我来说没区别。”说着他又伸左手入囊，掏出一把硬币来，往我面前一举。我多少有点儿嫌脏，但是听故事成瘾，没办法只好捧哏。我摊开双手，他哗啦哗啦地把钢儿撒到我手里。我还是头一回从一个流浪汉手里拿到钱，太了不起了。

　　朱知碌说：“七个一块，九个五毛，九个一毛，一个五分。十二块四毛五。”他说这些数字时，完全不假思索，顺理成章，感觉就跟我说“床前明月光”一个意思。我拨弄着钢儿数了半天，还真没错。他伸出黑爪子往我手心里一抓，抓了几枚，摊开手一看：“三块六。”又抓了一把：“六块三。你手里是两块五毛五。”我数了数，心情十分复杂，一时语塞。这是因为我同时想说“真牛×”和“这有什么用啊”，不知道选择哪句好。朱知碌收回硬币，慢悠悠地讲下去。

　　朱知碌刚来北京的时候，跟一个深圳老板混中关村，卖MP3什么的，干了两年。第一年，业绩不错，加上他对数字天然的敏感和过人的计算天赋，老板让他管账。到了年底，南方老板喜欢发“利是”，就是红包。朱知碌拿了不少钱，过年回老家结了婚，把媳妇也带来北京闯荡。第二年，市场起了变化，买卖不行了。到了年底，老板一咬牙，还是发了一个厚厚的大红包，同时宣布公司解散了。所谓公司，盖老板加朱知碌二人之略。老板走了以后，朱知碌怅然若失，回到出租屋里跟媳妇头碰头把红包一拆，里头是一沓花花绿绿的纸。仔细看来，这些纸被横七竖八的锯齿线分隔成小块，每一块上都写着：中国福利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