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之王吕连贵（第2/5页）

　　后来我换了工作，也换了喝酒的地方，很久没再去了。不过此时我跟吕连贵已经算是认识了。我跟他认识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唱完歌，收拾琴箱准备走了。他唱完歌后，马克沁就会放CD，直到结束营业。他的CD非常糟糕。那天我正好拿到一笔稿费，十分开心，就请吕连贵喝了一杯。我们谈音乐，相见恨晚，于是我又请他喝了一杯。现在想来，我能跟他聊得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的音乐储备完全覆盖了我的。基本上，他可以跟任何人在音乐上谈一个晚上。两杯喝完，他打开琴箱，又走上唱台去。店里仅剩的三四个客人叫起好来。吕连贵想了半天，唱了一首《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The Girl from Ipanema）[萨克斯风手斯坦·盖茨（Stan Getz）演唱歌曲]。这歌非常好听，也非常难，并且不适合男人唱，适合小姑娘。我还是第一次听中国人唱。吕连贵自己弹，自己唱，唱得既投入又开心。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但你却不会因此讨厌他。这之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见面会打招呼，有时会请对方喝一杯。有一回我甚至上台唱了一首，他给我伴奏。那是我第一次享受乐手的现场伴奏，实在太爽了。

　　前一段时间，马克沁把店卖了，准备环球旅行，我祝他一路顺风。但是这么一来，吕连贵就没地方唱歌了，作为老板，马克沁当然得给自己的兄弟先找个出路。连自己店里的调酒师和服务员的后路都安排好了，更别提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歌手了。马克沁纵横酒吧圈十几年，江湖关系硬得很。依我看，开酒吧的都不是好惹的，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另当别论，但他们都认识一些不得了的人物。这种背景下，想给吕连贵安排个演出场子真是太容易了，马克沁想道。事实上确实如此，可惜他事先没有摸清楚吕连贵的背景和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见沟通的重要性！这回惹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里要说一段倒笔书，是关于吕连贵遇到的第一个贵人的。这人姓施，也是歌手，比我的年纪还大，已经唱了二十年了。由于其体格魁伟，说话唱歌都是沙哑派，又快又猛，与马克沁堪可配对，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施潘道（注14）。施潘道早年间在北京的各种广场、地下通道和地铁站唱歌，很有些名气。他的演奏和演唱都十足的接地气，以流行歌曲、过时摇滚乐和充满脏字的不知名流派音乐闻名，演唱时霸气十足。在酒吧演出时，他带一个助手，专门管换琴弦，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技法，能够在弹琴的同时打出类似于镲的打击乐声，听起来十分痛快，但基本上每弹两三首就得换一套琴弦。有一回我问他，你干吗不准备两把琴？这样就可以随便找个Bartender（酒吧男招待）给你换弦了。他说：不行，助理多有面子？其人大概如此。

　　吕连贵刚进北京时，在地铁站里唱歌，被施潘道发现了。施潘道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就收他为徒——据说还举行了很正式的仪式，烧香摆支拜祖师爷什么的。地铁歌手的祖师爷是谁，莫不是周庄王？此事不知其详，反正施潘道请了不少道上兄弟、圈里朋友来喝酒，其中就有马克沁。施潘道跟马克沁是多年的朋友，交情说不上多厚，但足够长。这两个名字放一块儿也真够吓人的。

　　施潘道在酒吧圈里已经闯下万儿来，年纪也大了，甚至有个酒吧老板拉他入伙经营。他完全可以不做歌手这行了。但是他不但唱，还经常去地铁站里唱，这是他的爱好，而不是职业。这件事听起来非常牛×：某某事是我的爱好，而不是我的职业。我也想要有这样的事做。施潘道这么干已经很久了。多年以前，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在地铁站唱着玩。有人驻足听一会儿，有人往吉他盒里扔钱。他唱《花房姑娘》，来来往往的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边走边唱着《花房姑娘》。这时跑来个男孩儿，十七八岁，等他唱完这首，告诉他有呛行的。这孩子算是施潘道的半个徒弟，其实根本没正经收过，只是到处追着施潘道听他唱歌，缠着要学琴。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人莫如叫“脑残粉”更合适。关于呛行，一般来说，地铁站唱歌不怎么划地盘，因为没什么黄金位置可言，哪哪都是人。施潘道本身又是玩儿，不在乎有人抢什么生意。他只是奇怪，他嗓门这么大，有人能在左近唱歌吗？那孩子说，并不很近，在地铁站的另一头。施潘道凿了他的后脑勺一下说，那你跑来跟我说个屁？那孩子挠着头说，我觉得他唱得挺牛逼的，准能抢您生意。

　　施潘道摸着胡子想了一会儿，说道：给我看着盒子！然后弯腰从琴盒里捡出两枚别人施舍的硬币，拎着琴就走了。据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街头流行“茬琴”，此乃音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俩字。大意就是说，一对文艺青年相遇了，便抽出吉他弹唱一番，比个你死我活。这个好时代我没有赶上，据我爸说，更多的情况都是动手打起来了。施潘道经历过这个时代，所以他习惯到哪儿都手不离琴，尤其是这种场合。他也不绕路，花钱买了张地铁票，下去再上来，就到了另一头。站在通道的岔口听了听，果然听见吉他声，只是听不见唱，循声而往，就这么遇见了吕连贵。后来我们都说，吕连贵这个名字就一点好：他总是遇见贵人。之所以说施潘道是他的贵人，完全是因为他初遇施潘道时正是一副人生中最落魄的样子。

　　据当事人施先生描述，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只见一个满脸愁容的青年，十冬腊月穿着一件薄外套，抱着一把一看就是小号儿练习琴的破吉他，靠坐在斑驳的墙壁下；一盏忽亮忽暗的灯投下惨白的颜色，也不知道他的头发是当时就那么白，还是灯照的。总之，惨极了。施潘道提琴而立，胸中那团一心想大战一场的火一下子灭了。此时，该青年弹完一曲，周围驻足的人都有些神情恍惚，有几个人鼓起掌来；有个女孩子双手捧着脸，一副快要晕倒的样子；另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手持一瓶雪碧，意犹未尽地在墙上敲着拍子。施潘道没听着琴，也不打算听了，因为他觉得那把练习琴实在太破，用这种琴的一看就不懂琴，显然没什么干货。估计会几个万能和弦，能唱两首当时应景的所谓民谣。

　　这时，这个青年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人。他跟施潘道对了对眼神儿。他的眉骨挺高，头顶的灯给他的眼窝投下深深的影子，让人看不见他的眼神。然后他调了调琴，唱起了《花房姑娘》。施潘道刚要迈步走开，就被这几个简单温和的音节抓住了。这是另一个版本的《花房姑娘》：很慢，很轻柔，“像是在哄小孩”，但是绝不是那个“用女人一样掐着嗓子却唱着‘你说我世上最坚强’的版本”（施潘道评，笔者注）。关键是，那把看上去最多值100块钱的练习琴，在这孩子手里发出的声音，该多糟糕还多糟糕，但他用技巧和情绪完美地掩盖和弥补了这一点。他在地铁站的通道这种糟糕的环境下，能够非常微妙地控制音量的起伏。间奏里，他弹起一段炫目的solo（独奏），而扫弦伴奏却没有停，像两个人同时在弹。光是那一段solo就像是讲了一个好听的小故事！这种时候，他会皱起眉头，嘴唇微微张开，紧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手指，就像在统计它们在短短数秒中移动的距离一样。而且他竟然一下子就选中了《花房姑娘》！施潘道说，这小子选什么歌，估计不是靠眼睛看、耳朵听，而是靠鼻子闻。准是自己身上有《花房姑娘》的味儿。《花房姑娘》的味儿是什么味儿，他也说不清楚，就像我说不清楚《快要枯竭的水》是什么味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