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人间蒸发（第2/3页）

杨锦帆逃出后的3个月来，在上海一直靠要饭为生。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全家已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之后移民南洋，后来听说到了马来西亚，现在他已经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偌大一个上海，他已是举目无亲，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他几乎陷入了绝境。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上中学的时候父母曾带他去过一次南京，那里有他家一位远亲，好像住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条街上，他依稀记得那条马路和街口有座硕大的牌坊。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决定去南京投靠这个亲戚。

他是徒步走到南京的，因为他没有钱坐车，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到了南京后，他找到了城隍庙，虽然没见到那块牌坊，连门牌号都忘了，但他硬是找到了表姑父的家。这一家人没有把杨锦帆拒之门外，毕竟血浓于水，但还是表现出某种紧张和不安，因为他曾有过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背景。表姑虽然没说什么，但表姑父在民政部门上班，是国家干部，知道他从监狱逃出来的事情后，对他就非常冷淡，甚至多次劝他回去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过去国民党时代对投案自首的人，手段是非常血腥和残暴的，他不知道共产党会对他怎么样，这意味着要重回监狱，丧失自由，重新背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说不定会罪加一等，这不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枷锁吗？

杨锦帆觉得再也不能干那么傻的事了，他无奈地离开了亲戚家，过起了四海漂流的生活。一天，他来到一个城中村，这个村子中间有一条石板路，两旁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

突然，天降大雨，他躲在平房的屋檐下避雨，雨水淋透了全身，他缩着脖子站着，一个中年人打开家门，见状道：“你看你全身都湿透了，进来吧，先避一避。”

杨锦帆面露感激地看着中年人，但没有动。中年男人劝道：“唉，我最见不得人受苦。大兄弟，还站着干什么，快进来吧。”杨锦帆跟着男人进了屋，中年人拿出一条毛巾，“擦擦吧，看你淋的。”又拿出一件干衣服，“来，换上吧，小心感冒。”杨锦帆还想推辞，但还是穿上了干衣服。

中年男人问：“大兄弟，你不是本地人吧？”

杨锦帆笑笑道：“不是。先生，你家有空房子吗？”

中年男人：“有哇，怎么，你想租房？”

“是的……”杨锦帆讷讷地说，“不过，我没有钱……先借住几天，等我打工挣了钱，一定还你，行吗？”

中年男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终于点点头道：“好吧，我看你也不像坏人，你就住吧，我老婆回娘家了。不过，现在工作可不好找啊，刚解放，城里人都失业了。”

杨锦帆蹲在屋里的墙角，“好心人，您贵姓啊？”

中年男人道：“我姓赵，叫赵家辉，在一所中学教书。你呢，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杨锦帆没敢说实话，“嗯，我家在……在上海，1948年底躲战火到了南京，结果让小偷把身上的钱都偷光了，所以，只能流落街头了。”

赵老师道：“那让你家人给你寄点钱来呀，在南京这种大城市，没有钱可是寸步难行啊。”杨锦帆低下头道：“我家在闸北，日本人轰炸的时候，家里房子被炸光了，家里人都被炸死了，唉……”

赵老师深深叹了口气，“唉，日本人把我们南京可是害惨了，12年前那一次，屠杀了南京30多万人哪，准确地说是34万，简直是一群人形野兽，一群地狱里爬上来的魔鬼！”

他们聊了很久。

最后，那位房东赵老师看他可怜，发了慈悲心，把自家一间杂物间租给了杨锦帆，杨锦帆在附近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整天干些推车运沙、扛水泥、弯钢筋和砌墙等工作，勉强糊口度日。

山村小站。

李茂堂从一辆长途汽车上下来，等了一会儿，开来一辆老式公共汽车，他上了车。车来到一个地处偏远的修桥工地。

修桥工地上，老李和老秦正在交谈。

老秦抽着旱烟袋，慢悠悠地对老李回忆道：“那是1948年，我受党的委派，负责上海特别联络站的工作，直接和郑艳芳接头。根据郑艳芳同志介绍，杨锦帆曾经在国民党军统工作10年，这期间从没参与迫害过我党党员，也没有任何危害革命的举动。他还参与营救过地下党的同志，亲手击毙过多名国民党军统要员，参与过刺杀李士群和汪精卫等行动，为我党提供过大量重要情报等工作。杨锦帆同志在他妻子郑艳芳同志多年的影响和教育下，曾多次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他的申请书郑艳芳于1947年9月交给了我的前任站长周曦龙同志，后来在攻打天津的战役中周曦龙不幸牺牲，申请书下落不明。”

老李恳切请求道：“老秦，你谈的这些能否写成证明材料，我带回去，看样子，杨锦帆确实是受冤枉了。”

老秦面色凝重地说：“老李，我没别的，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实事求是，还他清白。”

上海军管会预审室。

几个审判员立正站好，审判长夹着一本厚厚的卷宗走进房间。

审判长扫视一眼全场，郑重说道：“经查，杨锦帆同志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立下过汗马功劳，尽管他人已经亡故，我们也不能对他不负责任。我们要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作出一个公正判决，作出一个令亡者灵魂得以安息的盖棺定论，作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审判长面前放着一张空椅子，上面放着一张杨锦帆的相片。

李茂堂站了起来，郑重念道：“证明书：兹证明杨锦帆同志于1939年12月份，曾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情报三科工作，担任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当时我是该处二股股长，是奉周副主席命令，打入该处为我党中央秘密做高级情报工作。杨锦帆虽身处黑暗，却心向光明，虽在军统10年，却并未参加国民党，曾多次与打入该局的地下党员冯传庆同志密切配合，递送出绝密情报数百份，为我党抗日工作作出过很大贡献。谨此证明是实。证明人：上海市府参事室参事，彭子军。1950年1月15日。”

李茂堂又举着一份证明道：“这儿还有一份证明书，我念一下。兹证明杨锦帆同志，是我党地下党员郑艳芳同志的丈夫。我于1948年至1949年受党委派，负责上海特别联络站工作并直接与郑艳芳同志接头。据郑艳芳介绍，杨锦帆同志曾在国民党军统工作10年，期间从未参与迫害、枪杀过我党党员及有任何危害革命之举。

“最为可贵的是，该同志在其妻子郑艳芳同志的多年感化和教育下，曾多次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申请书经郑艳芳于1947年9月交给我的前任交通站前站长周曦龙同志，后周曦龙在攻打天津战役中不幸牺牲，申请书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