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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到桌边拍摄一些例行的传阅文件，这也是根据史迈利的指示，作为背景资料，也许很有了解价值。其中包括行政部门一份关于伦敦地区安全联络站的情况通知（“务请爱惜使用”）和另外一份关于禁止滥用圆场秘密电话办私事的公告。最后是文件组给他个人的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最后一次”警告他，他用工作姓名所领的驾驶执照已经期满，除非办理延长手续，否则“将通知管理组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

他放下照相机，回到保险柜那里。在最下面一层有一叠点路灯组的报告，由伊斯特哈斯签字，盖了代号“短斧”的戳章。里面是已经确知苏联在伦敦地区以合法或半合法身份活动的两三百名谍报官员的姓名和掩护身份：贸易、塔斯社、苏航、莫斯科电台、领事、外交等等。这些报告在适当的地方还标明点路灯组进行调查的日期和分支的姓名，所谓“分支”这个行话的意思就是在监视过程中所发现的联系者，不一定是躲起来的。这些报告一年一厚册，每月还有补充。他先看了一下正册，又看了补充部分。到十一点二十分，他锁好了保险柜，用专线打给伦敦站，跟财务组的劳德·斯屈克兰通了话。

“劳德吗，我是布里克斯顿的彼得，生意怎么样？”

“哦，彼得，有什么事情呀？”

说话干脆，口气得意，意思是说我们伦敦站的人有更重要的朋友。

吉勒姆解释道，需要洗一些赃钱，因为有个法国外交信使似乎可以收买。他用特别和气的口吻问，不知劳德有没有时间碰头讨论一下。劳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得到伦敦站的批准？还没有，不过吉勒姆已把报告交给传讯员送去给比尔了。劳德口气软了一些。吉勒姆再逼一步：“劳德，有些事情比较麻烦，需要你出主意。”

劳德说，他可以腾出半小时来和他谈一谈。

他到西区去的路上，把底片送到查令十字街一家叫云雀的小杂货店。店主人是个胖子，拳头大得吓人。店里没有人。

“兰普顿先生的底片，请冲洗出来。”吉勒姆说。店主把底片拿到后间，等他出来的时候粗哑地说了句“成了”，接着马上吐了一口气，好像吐口烟似的，但他并没有在吸烟。他把吉勒姆送出门，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乔治怎么会找到他的？吉勒姆心里觉得奇怪。他买了几盒润喉糖。史迈利警告过他，每一行动都得有交代——假定圆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吉勒姆想，这有什么奇怪呢，托比·伊斯特哈斯连自己的母亲也会派人盯梢，只要这能博得阿勒莱恩拍一下肩膀称赞。

他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却兹·维克多餐厅与他的小头头赛·范霍佛和一个叫劳里麦的无赖吃中饭。劳里麦自称和东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共用一个女人。劳里麦说那个女人愿意合作，但她需要在第一次交货时就给她英国国籍和一大笔钱。他说，她什么都愿意干：偷看大使的信件，在他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或者在他的浴盆里撒碎玻璃”，这是当笑话说的。吉勒姆猜劳里麦在说谎，他甚至怀疑范霍佛是不是也在说谎。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到底谁靠向谁，他其实也没有发言权。他喜欢那家餐厅，但是记不得吃了些什么，现在他走进圆场的门厅时，他明白了原因是因为兴奋过度。

“哈啰，布里扬特。”

“看到您很高兴，先生。请坐，先生，一会儿就好，先生，谢谢您。”布里扬特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吉勒姆就坐在一张高背木椅上，想的是牙医和卡米拉。她是他最近才搞到手的，来得有些意外，一切发展得很快，至今已有一些时候了。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拿着一杯胡萝卜汁，口里说着关于真理之类的话。吉勒姆存心冒险，就说他对伦理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何不直接上床。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穿大衣了。从此之后，她就留下没走，给他炸坚果饼吃，吹笛子听。

门厅里显得比平时还要暗。三台旧电梯，一个木屏风，一张马柴瓦蒂牌茶叶的广告，布里扬特的玻璃门值班室，里面有个英国风景的挂历和一排油腻腻的电话。

“斯屈克兰先生在等您，先生，”布里扬特出来告诉他，慢手慢脚地在一张红纸条上盖上了一个时间的戳章：十四点五十五分，警卫P.布里扬特。中间那台电梯好像几根枯柴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

“该上油了，对不对？”吉勒姆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回头大声说。

“我们一直在叫他们上油，”布里扬特说，这是他最爱发的牢骚，“可是他们从来不管。怎么叫都没有用。家里都好吗，先生？”

“很好。”吉勒姆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家。

“那就好。”布里扬特说。吉勒姆在电梯上升时，看着他奶油色的脑袋消失在他的脚下。他记得玛丽叫他草莓香草冰淇淋，因为他脸色红红的，上面是一头软绵绵的白发。

他在电梯里看了一下他的会客条，名称叫做“LS出入证”。“事由：财务组。出门交还。”受访者签名一栏空着。

“欢迎你，彼得。你晚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劳德在电梯外的栅栏旁等着。身高只有五英尺，穿着白衬衫，有人来见他时总悄悄踮着脚。老总在的时候，这一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是如今却有个栅栏拦在进口处，还有一个脸孔像老鼠一样的警卫检查出入证。

“我的天，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个玩意儿？”吉勒姆在一台崭新发亮的咖啡机前面放慢了脚步问道。有两个小姐在加灌两个杯子，她们回过头来一边说“哈啰，劳德”，一边看吉勒姆一眼。那个高个子使他想起卡米拉：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能侦测出男人的无能。

“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