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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照映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19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去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十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床上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