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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糊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梦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想办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俩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战斗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到他的回复。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枪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像个老头子。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办到的。我没有再央求他，”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不能动摇他。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教条高尚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其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格茨曼最后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奶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针。‘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子，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与我这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一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旧的苦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却为了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皮赖脸地央求他。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现在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像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跟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都用喷气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答应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背叛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是他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时那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派人到马路转角的杂货店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的假，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哪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让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