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莱尔

美国俱乐部的警戒不如英国大使馆森严。“这里不是美食家的天堂，”莱尔说，一边把证件递给在门口站岗的美国大兵，“但它有个很棒的游泳池。”他订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可以远眺莱茵河。游过泳后，他们喝着马提尼，看着一些巨大的褐色直升机飞过，飞向河上游的一个着陆区。它们有些有红十字的标志，另一些则什么标志也没有。时不时会有白色的客轮在薄雾中滑行，把拥挤的游客带向尼伯龙根34的国度。一度有一群学童经过，他们听到从手风琴奏出而又有风琴热烈伴奏的《罗蕾莱》35。在这里，柯尼希斯温特七座山丘36的距离要比较近，然而薄雾模糊了它们的轮廓。

莱尔一根手指不确定地指向彼得斯堡的位置，那是一座树木繁茂的圆锥形山丘，其顶部坐落着一家长方形大饭店。“张伯伦30年代住过那儿，”他说，“当然就是他把捷克让出的那一次。我是指第一次。37”战后，它成了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更近期住过那儿的名人则是进行国事访问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它右边的是龙岩，也就是齐格菲38屠龙和被龙血浴身之处。

“黑廷的房子在哪里？”

“这里看不太见。”莱尔静静地说，不再指些什么。“它位于彼得斯堡的山脚下。所以可以说，他是生活在张伯伦的阴影之下的。”说完，他就把话题引到一般性的事上去。

“我想，身为客座救火员，你常常碰到的困扰就是等你赶到现场，火已经烧完。是不是这样？”

“他常来这里吗？”

“一些较小的大使馆会因为空间不够而来这里开招待会。你可以说小一点的大使馆就是他的标记。”

他的声音再次低下来，尽管餐厅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只有在入口附近一个角落隔着玻璃的酒吧间里，有一群外国记者在指手画脚，狼吞虎咽。

“所有美国人都是那个样子的吗？”莱尔问道，“还是更糟糕？”他慢慢往回瞧。“不过我想他们倒是给人一种方向感。乐观主义。这就是美国人的毛病，你说是不是？他们眼睛都是看着未来，好危险。这让他们对毁了现在毫不在乎。我常常想，往回看的人要比较仁厚些。我看不出未来这东西有什么希望可言，但这反而带给我一种极大的自由感。也让我们更彼此关心些：让我们在那个死刑犯监牢里更相亲相爱些。别把我的话看得太认真，好吗？”

“如果你半夜三更想要调参赞处的档案来看，你会怎么做？”

“把梅多斯挖起来。”

“或者是把布拉德菲尔德挖起来？”

“那就太夸张了。劳利是知道密码锁的号码，但他只是后备球员。除非梅多斯被巴士撞倒，否则我们不会去惊动他。你今天早上看来够辛苦的了，”莱尔关心地说，“我看得出来你还没有适应这里的天气。”

“你会怎么做？”

“唔，我会在下午就把档案调出来。”

“然后一整晚把档案放在身边？”

“如果是危机时期，档案库会整夜开着。但如果它关了起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保险柜，可以把档案存放一个晚上。”

“但黑廷没有保险柜。”

“我们从现在起只用他字好吗？”

“那他会在哪里工作？如果他在黄昏把档案调出来，工作到半夜，那工作结束后他会把档案放在哪里？”

“我猜他会在自己房间工作，离开时再把档案交给参赞处警卫。警卫有一个保险箱。”

“警卫会签收吗？”

“当然会，老天爷。我们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可以从警卫的夜间登记本得知。”

“你可以。”

“但他离开时都不会跟警卫打招呼。”

“啊，老天，”莱尔说，显得非常困惑，“你是说他都把档案带回家？”

“他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

“迷你的旅行车。”

两人都同时沉默了一下。

“他没有其他可以晚上工作的地方？比方说一个特别的阅读室或一楼的保险库？”

“没有，”莱尔断然地说，“好吧，谈些别的吧，好让你的脑子散散热。”

他把侍者叫来。

“我先前才在内政部和西布克龙那些没名没姓的人度过了难过的一小时。”

“干什么？”

“悼念可怜的爱希女士。够无聊的了。同时也很怪。真的很怪。”他接着把话题转开，“你知道一些罐装血浆运到了大使馆吗？德国内政部说他们想贮存一些血浆在食堂，只是以防万一。那真是我听过的最奥威尔式的事情。劳利很火大。他觉得他们搞得太夸张了。”

“为什么？”

“他为了我们这些可怜英国人的安全阵势搞得太大了。好吧，卡费尔德是彻底反英和反欧共体的，而布鲁塞尔谈判又进入到了关键时刻，英国如果获准加入，无疑会触动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让‘再造运动’的人抓狂。星期五的游行来势汹汹，每个人都处于精神紧绷状态。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何况汉诺威那边又发生过恶心事。但我们仍然不值得受到那么大的关注的。首先是宵禁，然后是保镖，现在是摩托车。我感觉他这样挤我们是有目的的。”他用一只修长而女性化的手把大菜单递过桌子。“来点生蚝怎么样？那才是活生生的人该吃的，不是吗？这里一年四季都供应生蚝。我猜是从葡萄牙或哪里空运过来的。”

“我从来没吃过。”特纳带点挑衅意味地说。

“那你必须吃一打来补偿一下。”莱尔轻松回答，又喝了一些马提尼。“能有个从外面来的人谈谈话真好。我猜你不会明白这种感觉。”

一队驳船正顺着水流前进。

“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是，我们并不觉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的出发点都是为我们好。不知道怎么搞的，德国人一下子防我们防得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是在蓄意挑衅：就像搞示威游行的人是我们。我们几乎没有和他们商量的余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完全冰冻了起来。在要求被爱的时候受到这种对待，自然会让人的挫折感增加一倍。”

“他星期五晚参加了一个晚宴。”特纳突然说。

“是吗？”

“但他的日记本里却没有记载。”

“蠢材，”他转身瞧瞧，但却没人走过来。“侍者死到哪儿去了？”

“布拉德菲尔德星期五晚上在哪里？”

“闭嘴，”莱尔轻快地说，“我不喜欢谈这种事。”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原来的话题，“然后还有西布克龙这个人，嗯，我们全都知道他贼，知道他在耍联邦政府，知道他有政治野心。我们也知道星期五维持秩序对他来说是个棘手问题，而好些他的政敌都等着看他的好戏。所以——”他向莱茵河的方向侧侧头，就像这条河也以某种方式涉及他的困惑，“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在可怜的爱希女士的病床旁边耗六个小时呢？她慢慢死去的样子很好看吗？他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在这地区每间小小的英国宿舍派驻守卫？他对我们有强迫性的执念，我发誓他是这样。他比卡费尔德对我们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