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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斯纳德把他那辆外交牌照的车子停在高楼底层的购物商场外面，和值班的警卫打过招呼，登上四楼。在病态的条纹灯光下，狮子与独角兽看似永远关在箱子里。他输入一组号码，走进大使馆的接待大厅，打开上锁的防弹玻璃门，爬上楼梯，进入回廊，再打开上锁的铁栅门，走进他自己的王国。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上的门是铁做的。他从口袋整串的钥匙里挑了一把瘦长的铜钥匙，插进去的时候搞错了方向，骂了声他妈的，抽出来，再插进去。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的动作和有人在场时略有不同，更急躁，甚至有些鲁莽。他的下巴颓然下垂，肩膀拱起，眼睛在压低的额头下往外瞧，似乎准备迎击某个看不见的敌人。

保险室占据回廊最后两码的空间，改装成像食品储藏室那样的地方。在欧斯纳德的右手边是文件分类架。左手边，在一大堆不协调的物品如灭蝇剂和卫生纸之间，有个绿色的嵌壁式保险箱。前方，一部超大的红色电话静静地躺在一大堆电路箱上面。用术语来说，这是他与上帝的数字连接设备。底座有个告示写道，“以此设备通话，每分钟五十镑”。欧斯纳德在下方写上一句，“尽情享受！”此刻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拿起话筒，不理会机械声要他按下按钮与查对程序，直接拨给他伦敦的赛狗赌注经纪人，在好几只灵缇犬身上各押了五百镑。他似乎对每一只的名字和状况如数家珍，就像他对赌注经纪人那样熟悉。

“不，你这个蠢东西，要赢！”他说。欧斯纳德什么时候在赛狗身上下注还有其他目的来着？之后，他开始办正事。从文件分类架上标示着“卜强，极机密”的格子里，抽出一个平凡无奇的卷宗，带回办公室，打开灯，在办公桌旁坐下，深深吐一口气，双手托头，开始读他那天下午收到的付出极大耐心亲手译出的电报。那是他的地区主管拉克斯摩尔传来的四页指示。欧斯纳德模仿拉克斯摩尔的苏格兰土腔——虽然不完全像，也还过得去——大声念出内容：“你应将下列命令牢记在心”——舔舔牙齿——“此电报不重复列入情报站档案，应于接获72小时内销毁，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你应立即建议卜强下列事项”——舔舔牙齿—“你只能给卜强下列承诺……你应处理下列严正警告……喔，没错！”

他愤怒地咕噜一声，把电报重新折好，从办公桌抽屉里挑了一个素面白信封，把电报放进去，然后把信封塞进右手边的后裤袋。这条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的定制长裤，是他以必要的活动经费名目向伦敦报销花费的。回到保险室，他拿起一个刻意不带官方色彩的破旧皮面公文包，放到架子上，用钥匙串上的另一把钥匙打开那个绿色的嵌壁式保险箱，里面有本硬皮账本，和厚厚一叠五十元美钞——百元大钞因为太过可疑而难以交涉。他在自己给伦敦的指令中这么说，无法让你不引人注目。

在天花板上那盏斜顶灯的光照下，他打开账簿，翻到当日这一页。账簿分成三栏，左边那栏标明H的代表哈瑞，右栏标明A的代表安迪。中间那一栏，数目最大的，标明收入。性学家最爱的那种整齐的圈圈和线条，将其资源指向左边或右边。欧斯纳德凝重地仔细查看这三栏，从口袋掏出一支铅笔，很不情愿地在中间那栏写下7，画一个圆圈圈住，在圆周外加上一条线往左，归之代表哈瑞的H那一栏。然后他写了一个3，心情较为愉快地划向代表安迪的A那一栏。他自哼自唱，从保险箱里数了七千块钱，放进一个皱得不得了的袋子里，之后又丢进灭蝇剂和架子上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态度轻蔑，好像很瞧不起这些东西似的，事实上也的确是。合上袋子，锁上保险箱，之后是保险室，最后是大门。

踏进街道时，一轮满月对他微笑。星光闪烁的夜空笼罩在海湾上，和等待驶进运河的船只灯光相互辉映，划破黝黑的海平线。他拍拍手，招来一辆庞帝雅克出租车，给了一个地址。没过多久，他就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摇晃前进，不安地寻找一个淡紫色霓虹灯闪耀的丘比特，将象征阳性的箭射向他代言广告的爱之小屋。在对面来车的光束照射下，他脸色凝重，深色的小眼睛一直机警地注视后视镜，被每一道穿梭而过的光线燃起火花。机会只赐给那些准备好的心灵，他对自己说。这是他预科学校的科学老师最爱引用的一句名言。那个老师鞭打得他一身青紫，然后建议他们脱掉衣服以弥平彼此的差异。

伦敦北边的沃特福德附近，有一座欧斯纳德府邸。如果要到那里，你得通过一条交通繁忙的支道，再急转弯过一幢倾颓的宅邸，名唤“榆林园”，因为此地曾有古老榆树成荫。府邸在最近这五十年来，比之前的四个世纪住了更多人：忽而是老人院，忽而是少年犯矫治机构，忽而是赛狗训练营。更晚些时候，在欧斯纳德那个凡事悲观的哥哥林德塞管理下，成为一家东方宗教信众的中介庇护所。

有一段时期，每经历一次转型，散居印度与阿根廷的欧斯纳德家族就要为租金而争吵，争论修缮费用，以及该不该给某个还活着的保姆退休金。但是慢慢的，就像这幢养育他们的房子一样，他们年久失修，也放弃了为生存而奋斗。欧斯纳德的一个叔叔拿走他应得的份额，到肯尼亚去花个精光。欧斯纳德的一个堂兄觉得自己应该到澳洲享受荣华富贵，买了座鸵鸟农场，钱财散尽。欧斯纳德的一个律师侵占家族信托基金，把投资错误后剩余的资产席卷一空。没随着泰坦尼克号灭顶的欧斯纳德族人，也被劳合保险社给拖垮。从来不服中庸之道的林德塞，披上僧侣的橘黄长袍，在围墙高耸的庭院里一棵仅存的高大樱桃树上上吊身亡。

只有欧斯纳德的父母身陷穷困，还令人愤怒地活得好好的。他父亲住在西班牙一幢已抵押的家族房产里，勉强靠仅余的财产糊口，仰赖西班牙亲戚伸出援手；母亲在布莱顿，和一只吉娃娃与一瓶琴酒一起过着摆阔撑场面的败德生活。

生活如果这么具有世界性，换成其他人，很可能会动身寻找新天地，或至少徜徉在西班牙的暖阳之下。但是年轻的欧斯纳德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他是为英国而活，说得更具体些，英国是为他而存在。被剥夺的童年与可憎的寄宿学校在他身上留下永远褪不去的烙印，使得他在二十岁那年深深感觉到，他为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已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讲理的国家有权从他身上榨取的分量。从此以往，他不再付出，只要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