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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彼得。”她以指责的语气对他说。

“你是拉若吗？”

“当然了。”

他进门后，她关上门。

“有没有人跟踪你过来？”他问她。

“有可能，你呢？”

他们在灯光下面对彼此。波姬没说错：拉若·艾瑞奇的确很漂亮。目光散发出孤傲聪慧的美感，具有科学家冰冷不带感情的味道，第一次闻到就让他在心里打退堂鼓。她以手背拨开渐灰的头发，然后手肘维持高举，手腕搭在额头，继续以批判的意味打量他，眼光傲慢而沮丧。她一身黑衣。黑色长裤，长长的黑色工作服，脂粉未施。她的嗓音这时听来，比在电话上更加阴沉。

“我为你感到难过，”她说，“很可怕。你很伤心。”

“谢谢你。”

“她是被岱魄拉瑟害死的。”

“我也这么认为。间接而已，不过也算是。”

“很多人都被岱魄拉瑟害死了。”

“可是并不是全部都被马可斯·罗贝尔所背叛。”

这时楼上电视传来一阵如雷的掌声。

“艾米是我朋友，”她说，仿佛友谊是一种病痛似的，“今天她在道氏医院的挂号处上班。不幸的是，她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赞成我复职，也作为萨斯喀彻温医德会的创立成员，因此他们会找借口开除她。”

他正要问艾米认为他是奎尔还是艾金森时，有个中气十足的女人从楼上对他们咆哮，一双毛拖鞋出现在楼梯最上层。

“带他上来吧，拉若。男人要喝一杯。”

艾米是中年人，肥胖，是那种生性严肃、却决定把自己的人生当喜剧演出的女人。她穿的是深红色丝质和服，戴着海盗耳环。她的拖鞋长了玻璃眼珠。不过她自己的眼珠却被阴影围了起来，嘴角长出了痛苦纹。

“杀了你老婆的人，应该抓去吊死才对。”她说，“威士忌、波本还是葡萄酒？他是拉尔夫。”这个阁楼房间很大，以松木隔出轮廓，天花板挑高。一边有个吧台。一台巨大的电视正在播放曲棍球赛。拉尔夫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身穿晨袍，坐在假皮扶手椅上，将双脚放在同样是假皮的板凳上。听见有人说他的名字，他伸出有肝斑的手在空中挥动，眼睛却没离开电视的球赛。

“欢迎光临萨斯喀彻温，要喝什么自己来。”他大喊，带有中欧口音。

“哪一队领先啊？”贾斯丁问，表示友好。

“加佬队。”

“拉尔夫是律师，”艾米说，“对不对啊，亲爱的？”

“现在什么也称不上了。可恶的帕金森病硬是要把我拖进坟墓里。那个教职员委员会的做法就像是一群浑蛋。你是为了这事来的吗？”

“差不多。”

“遏阻言论自由，挡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现在应该站出来教育男男女女，是勇敢说出实话的时候了，不要再像一群没种的懦夫一样躲躲藏藏。”

“你说的对。”贾斯丁很客气地说，从艾米手中接下一杯白葡萄酒。

“凯儒·维达·哈德森是负责吹魔笛，道氏则随着笛声起舞。他们给了两千五百万当做订金，盖了新的生物科技大楼，答应后面还有五千万。那可不是小数字啊，就算是对凯儒·维达·哈德森那种有钱的白痴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如果大家乖乖地不乱讲话，还会拿出更多钱。那种压力，你怎么挡得住嘛？”

“尽量啊，”艾米说，“如果没尽力，你就完蛋了。”

“尽了力是完蛋，没尽力也是完蛋。敢讲话，他们就不给你薪水，炒你鱿鱼，把你赶到别的地方。在这个小镇，言论自由的代价可高着呢，奎尔先生——代价高到我们多数人都负担不起。你叫什么名字？”

“贾斯丁。”

“贾斯丁，我们这里讲到言论自由啊，还是一言堂。一切都好好的没事，只要不跑出一个俄罗斯贱女人，神经发作随便在医学刊物上面发表文章，乱讲她发明出来的高明小药丸的坏话。凯儒·维达·哈德森公司凭这个药一年可赚到二三十亿，愿安拉保佑他们。你准备把他们安排到哪里，艾米？”

“书房。”

“你干脆把电话转过来，这样他们才不会被干扰到。艾米是我们这里处理实务的人，贾斯丁。我只是个糟老头。如果你想喝什么，就叫拉若帮你弄。她对我们家了如指掌，比我们自己还清楚，可惜啊，眼看着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他继续观赏胜利在望的加佬队。

她不再盯着他看，虽然她还是戴上厚厚的眼镜，本来应该是男人戴的眼镜。她内心属于俄罗斯的那部分带来了一大袋子的“也许”，袋口打开，躺在她脚边，装满了她倒背如流的文件：威胁对她采取行动的律师信函、大学的解聘信、一份她尚未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最后是她自己律师的信件，不过数量并不太多，因为根据她的解释，她已经没钱了，更何况她的律师在捍卫苏族的人权方面比较自如，在对抗法律资源无限的温哥华凯儒·维达·哈德森公司时颇感无力。他们坐着，如同没有棋盘的两个棋手，与对方面对面坐着，膝盖几乎碰在一起。贾斯丁回想起过去在东方国家任职的往事，不敢将脚尖正对她，所以斜坐着，使他被毒打过的身体因此感到不太舒服。她已经对着贾斯丁背后的阴影讲了好一阵子，贾斯丁也几乎没有打断她。她百分之百自我投入，声音一会儿丧气，一会儿具有说教意味。她的人生只有巨大难缠的官司，以及这桩解答无望的难题。她提到的每件事，都跟官司脱不了关系。有时候——他怀疑是经常——她完全忘记了贾斯丁的存在。或者对她来说，贾斯丁变成了其他人——成了不愿参加教职员会议的老师，成了怯生生召集大学同事、犹豫不决的教授，是力有未逮的律师。只有在贾斯丁提到罗贝尔这个姓氏时，她才在他面前清醒过来，皱皱眉头，然后随口以笼统模糊的方式搪塞，让人明显察觉到她在顾左右而言他：马可斯太浪漫了，他太脆弱了，所有男人都会做坏事，女人也一样。不知道，她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找得到他。

“他躲起来了。他没有规律，每天早上都往不同的方向去。”她解释着，语气带有浓得化不开的忧郁。

“如果他说沙漠，指的是真正的沙漠吗？”

“一定是非常不方便的地方。那种说法也是他的习惯。”

为了佐证她这句话，她转述出贾斯丁认为不可能是出自她本人的语句：“讲到这里我要快转前进……KVH的做法是赶尽杀绝。”她甚至提到“我父母亲是死囚”。她将一封律师信放在他手上，在他看信的当儿从中引述几段话，以免他看漏了最令人反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