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10页）

她把头伸出办公室，轻声说：“普赖德先生死了。别进来，我在里面打电话报警。”

警方冷静地做了电话记录，并表示会派人过来。科迪莉亚坐在尸体旁边等着，觉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于是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伯尼的头发上。这些冰冷无力的细胞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减少，它们摸起来就像动物的毛一样，粗糙却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厌。她迅速把手拿开，又犹犹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皮肤黏湿冰凉。这才是死亡，跟她父亲当年的感受一样。对于伯尼，做出怜悯的姿态既没意义也无关紧要。他已经死了，能做的交流不会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里在纳闷，伯尼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现在谁都没法知道了，也许连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不再是伯尼，而变成了一摊无足轻重、尊严扫地的皮肉和骨头。一个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他怎么会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呢？她的第二位养母威尔克斯太太会说，伯尼其实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将迎来一个无法形容的荣耀时刻，有闪亮的城堡、无尽的歌声、充满喜悦的天空。可怜的威尔克斯太太！一个寡妇，独生子又死于战争。她的小屋里总会传出孩子们的喧闹声，那些孩子都是她收养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梦。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则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里的煤炭。多年来，这是科迪莉亚第一次想到她，耳边再次回响起她那一成不变、坚定昂扬又略显疲惫的声音：“倘若主在出行时没来看你，归来的时候肯定会的。”好吧，无论主是出行还是归来，都没来找伯尼。

即使钱箱里剩下的几枚硬币只够支付煤气费时，伯尼对他们的业务也丝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自暴自弃，轻易放弃了希望。这种做法虽然奇怪，倒也符合伯尼的作风。抑或是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感到，自己和这个事务所都前途渺茫，所以决定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做一个体面的了断？作为一个精通死亡之道的警察，他采取的方法固然有效，但现场却凌乱得令人惊讶。接着，她意识到他为什么选择了刀片和药物。那把枪——其实他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他本来完全可以用枪的，可他一直想把手枪留给她。除了这把枪，他还留给她几个快要散架的文件柜、一台老爷打字机、现场勘察工具箱、一辆迷你小汽车、一块防摔防水手表、被鲜血浸透的小地毯，以及一大堆让人不知如何处理的稿纸，上面还印着“普赖德侦探事务所——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的字样。所有的设备，他还特意强调了“所有的”这个词。他肯定是想提醒她别忘了那把枪。

她打开伯尼办公桌最下面的那只抽屉——只有伯尼和她有这只抽屉的钥匙——把它拉了出来。那把枪仍然躺在她亲手缝制的山羊皮束口袋里，里面还单独装着三发子弹。这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她一直不知道伯尼是从哪儿弄来的，不过她敢肯定，伯尼没有持枪执照。她从来没有将这把枪视为杀人武器，这也许是因为伯尼对它怀着天真男孩般的痴迷，好像它只是一件儿童玩具。他倒是把她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射手——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他们曾经驱车深入埃平森林，进行实弹射击，因此在她的记忆中，枪总是和斑驳的色彩与腐叶的气味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将靶子固定在合适的树上，再往枪里装上空包弹。他那兴奋的、断奏式的指令让她记忆犹新。“膝盖微曲。两脚分开。手臂伸直。现在把左手放在枪管下方，托住它。眼睛看靶。手臂伸直，伙伴，手臂伸直！好！不错，不错，真不错。”“可是，伯尼，”她说，“我们不能开枪啊！我们没有执照。”他微微一笑，笑得狡黠，自鸣得意，高人一筹。“如果我们在危险情况下开枪，那就算是自救。发生这样的不测时可顾不上什么执照。”他回答得振振有词，还得意地重复了一遍，像只小狗似的抬起他那胖胖的脸看着太阳。他的脑袋里当时幻想着怎样的画面呢？在荒凉的旷野里，两人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子弹砰砰地打在花岗岩上，轮流把手里的枪打得青烟直冒？

他曾经说过：“我们在用子弹的时候要谨慎。当然，不是我弄不到……”他的微笑变得阴险起来，好像想起了他那些神秘的联系人，那些无处不在又有求必应的朋友，仿佛只要他一声招呼，他们就会从隐蔽世界中冒出来。

他把这支枪留给了她，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她把包好的枪放在自己挎包的最下面。这明显是一桩自杀案，警察未必会检查办公桌抽屉，但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伯尼是有意把枪留给她的，所以她不想轻易放弃它。她把包放在脚边，又在尸体旁边坐下，向上帝念了一段从女修道院学来的简短祷词，为伯尼的灵魂祈祷，尽管她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伯尼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拥有灵魂。她静候着警察的到来。

第一位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但是他太年轻，没有经验，看见这种横死场面后，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与不适。看见科迪莉亚如此镇静，他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他在里间办公室里没待多久便出来，仔细琢磨起了伯尼的留言，好像这样就能从那封直截了当的绝笔信中悟出什么言外之意。接着他把它折叠起来。

“小姐，这封信我必须暂时收走。他上这儿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是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私家侦探。”

“你为这位普赖德先生工作？是他的秘书？”

“我是他的合作伙伴，那封信上也写了。我二十二岁，伯尼是主要合伙人，他创办了这家事务所。他以前是刑事调查局的，曾经与伦敦警察厅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共事。”

话音刚落，她就有些后悔。这样替可怜的伯尼说话未免太天真也太护短了。而且她还看出，对此人提起达格利什的名字就犹如对牛弹琴。这有什么奇怪呢？他不过是个地方警员，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曾多少次耐着性子，听伯尼怀念他退役前在刑事调查局的那段岁月，或者听他赞扬亚当·达格利什的德行和才智？“高级警司——嗯，他当年才是个高级督察——总是教导我们……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过一起案子……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高级警司不能容忍的……”

有时候她在想，如此优秀的人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此完美、全能的人会不会是伯尼臆造出来的，只是他心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或良师？后来，她在报纸上看见了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照片，不觉大吃一惊。那是一张皮肤黝黑、不乏讥讽的脸，仔细盯着它看，它便分解成一堆微粒，构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图案，无迹可寻。她怀疑，那些伯尼回忆起来滔滔不绝的大智慧，并不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其中不少兴许是伯尼自己的人生哲理。因此，她的内心升起了几分蔑视：这是一个傲气十足、盛气凌人、尖酸刻薄的高级警司。她真想知道，他现在能拿出什么智慧来抚慰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