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智者千虑（第4/5页）

马斯特斯吹了声口哨：“喂喂，先生！你该不会是指，他故意在书中插入一段绘声绘色的谎言，就是准备先打下基础，将来在伦敦把它变成现实？”

“有何不可？南美洲还是一片未知的大陆。如果他自称在巴西北部发现一群尊崇奇特礼仪的葡萄牙人，有谁会反驳他呢？但这还不是全部。依你之见呢，亨利爵士？”

H.M.凄凉地点点头：“噢，没错。这自然引起了基廷的兴趣。然后此书的作者加德纳便暗中询问他是否有意加入‘十茶杯’，而且声称德温特太太也是成员之一……天衣无缝的残忍计谋，先生们。”

“这说明他们蓄谋已久了，”马斯特斯说，“你觉得加德纳和德温特太太两人在谋杀中扮演的角色分量一样吗？我的意思是，即便从头到尾都由加德纳单独策划，但她是否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完全可以肯定，孩子。”H.M.品味着雪茄，“如果你别打岔，我马上就能揭晓原因。首先，你想想，她利用姑妈们和租来的豪华轿车，构建了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根据德温特的证词，她提前两周就安排妥当了。我敢打赌五英镑这是有预谋的。其次，非常明显，基廷被卷入‘十茶杯’团伙的骗局，她不可能一无所知。想想吧！假设这一团伙确实存在，而她也确实身为其中的成员，那么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基廷被诱入圈套，倒还说得过去；然而，既然这个团伙纯属虚构，她就不可能置身事外。为什么基廷那么有把握，认为她会在贝维克公寓四号与他会面？为什么基廷认定她是团伙成员？基廷难免会在她面前透露只言片语，如果她全然不知情，难道基廷看不出来？—除非她亲口巩固了他的信心。我倾向于这种观点。最后，是她把那支手枪从自家壁炉台上拿走的，就在别人以为她因头痛上楼休息的时候。

“想知道她为什么头痛吗？是你，索亚，有意无意间迫使她头痛的。那块金丝桌布寄到她手里没多久，你就在黑暗中走到她身旁耳语道：‘你有个朋友今天下午送来一件精美的礼物。你从他那儿收取礼物有多长时间了？’孩子，我仿佛看见那一刻你正身处险境。她以为你勘破了她与加德纳的关系，这段私情不仅她丈夫一无所知，连基廷也蒙在鼓里。他们的计划顷刻间就将毁于一旦。”

“噢，那块金丝桌布，”马斯特斯满面怒容，“所以打电话让你寄去的是加德纳？那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

“循着这对天才搭档执行计划的路线，”H.M.说，“就不难解释了。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共同犯罪中那恒久不变的难题面前：在两个共犯之间，掂量掂量这个，琢磨琢磨那个，究竟谁的罪责更为深重？当一男一女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一己私欲，谋杀另一个男人之时，带来的也是同样的困局。一边是冷酷、恶毒、渴望成为焦点、追求奢华享受、索取他人庇护的珍妮特·德温特；另一边是聪明过人、感情用事，甚至天纵奇才—却又不受任何道德准则束缚的罗纳德·加德纳。珍妮特·德温特的杀人动机无非一个‘财’字；而加德纳根本不把钱放在心上，他之所以杀人，完全是为了珍妮特·德温特。但两相对照，加德纳却比他那位深谋远虑的情人要残忍数十倍。现在我举两个例子，这起案件就可以圆满画上句号了。

“现在请回想一下，在此案中的每个部分里，这两人是如何互为犄角、交相呼应彼此证言的。基廷被杀时，那女人拥有坚固的不在场证明；但与此同时，表面上看那男人又绝无可能在星期二晚上从德温特家里拿走手枪，这基本上也等同于不在场证明了。但在其中一个环节上，他们却过于托大。蠢货们，我指的是将那块金丝桌布寄给德温特太太这一公然之举。为了引基廷上钩，加德纳的确布置了华丽的舞台。他不惜一掷上百英镑，为那间‘十茶杯’圣殿配备了同样的家具（对了，你们也曾注意到，那些家具质地都很轻便，一个人就可以搬动，这也暗示了布置陷阱的只有一个人）。可他还想设计得更复杂曲折。就是这样。你也许要反驳了，‘即便他想在桌布上大做文章，又为何要大张旗鼓地将其寄给德温特太太呢？’他的目的是将她牢牢锁在这场阴谋之中，先生们。他想表明，她的涉案程度与他一样深，向她敲响警钟—最好不要动什么手脚，因为务实的加德纳心知肚明，她完全可能另有算盘。

“最后，是巴特利特之死—与本案的其他部分一样，这最后一击，同样轻车熟路、阴狠凶残。”

索亚颇不自在地耸了耸肩。

“虽然我早就该一清二楚，但还是想问问你。你推断出凶手消失的不可能犯罪诡计是如何运作之后，我已能看出凶手除了加德纳不作第二人想；但这难道不也说明巴特利特是案犯之一？毕竟巴特利特撒了谎，而且为加德纳的证词提供了支撑—”

“不错。而他还没来得及收回证词就被谋杀了。”H.M.答道，“这是计划中的关键一环，他必须死。自然，老夫我的第一反应认为巴特利特与加德纳是同谋。可这也带来了问题，有些地方说不通。是的，巴特利特在空包弹一事上撒了谎；关于那顶帽子，他也撒了谎，那是他自己按基廷的吩咐去买的。然而，如果他从头到尾都参与了阴谋，那么在其中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上，他必然要扯出弥天大谎才对。我的意思是，他和加德纳没有为彼此作不在场证明。”

“呃？”马斯特斯没反应过来。

“他们没有。巴特利特说谋杀发生的星期三下午四点四十分，加德纳离开了林肯大厦；而如何运气好，这个时间恰恰足以让加德纳赶到贝维克公寓。这不能算不在场证明。而且巴特利特也没有不在场证明。如果他们两人早有共谋，那么毋庸置疑，他们必然会声称两人一整天都在一起。为什么不呢？加德纳可以从货运电梯或者后面的楼梯偷偷下楼，谁会知道他没有和巴特利特一起待在公寓里？这样由三个人彼此支撑、坚不可摧的证词在法庭上不可能被推翻。同理，巴特利特自己也可以制造一些不在场证明，以防他们事后把他牵扯进来；哪怕是和清洁女佣或者电梯工说说话也行。可他没有，他独自留在公寓里。

“不，孩子，巴特利特之所以撒谎，是因为基廷还活着的时候就下令他隐瞒后脑勺灼伤一事。首先，他自然要坚持自己那套已经广为人知的说辞，如果后来改口，在未来的雇主（不愿意招惹警察）眼中，他未免就显得太不可靠。其次，并无任何理由令他认为有必要修改自己的证词，因为他根本没把那件事和谋杀联系起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谋杀了解多少？新闻报道中只允许使用谨慎的措辞，丝毫没有提及现场的不可能状况，并且只说基廷身中两枪，凶手当时肯定和他一起待在那个房间里。那么，毫无疑问，在极短的时间内—最多二十四小时，很可能更短—他理清头绪之后，就会迫不及待坦白承认了。但是，他又怎么会产生怀疑呢？因为，你想到了吗，他没有理由怀疑加德纳。基廷和加德纳的关系历来十分融洽；在空包弹走火那天晚上，他们还和和气气开怀畅饮，基廷更是原谅了加德纳的‘一时失手’。你看，就是这么一闪念的事情。但在巴特利特获悉警方因死者后脑勺的灼痕而伤透脑筋之前，必须争分夺秒把他的嘴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