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4页）

斯帕克也不拿薯条吃，就那么望着窗外。光是这样看着街道就能很清楚地察觉出东边和西边的差别。西边因为竞争自由，各行各业繁荣昌盛；东边因为分配政策，各种事物都变得千篇一律、过于认真而穷困潦倒。我独自吃着薯条，斯帕克则喃喃自语道：

“今后这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或许会统一吧。不只是柏林，整个国家都会。”

“再次变回一个国家要四十年吗……那么久啊。”

这与之前米哈伊洛夫连长预想的一样。苏联与其他同盟国成员在战争结束后便立即决裂，红军并未从反击时期驻扎的东欧各国撤离，而是顺势将其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下。

德国曾是纳粹的大本营，成为战败国后统治本国的权利被暂时剥夺，国土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从鲁尔地区进攻而来的西侧区域，一边是红军进攻过来的东侧区域。其中，首都柏林最为特殊，虽然地处东侧区域，街道的西半部却处于美国的管制之下。粗暴划下的国界线造成了在一个城市中“东与西”混在一起的现象。

战后的动乱时期，各国在进行西化的同时也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政府。虽然世界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开始了冷酷无情的相互敌视，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足为奇。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虽然无数次回避了战争一触即发的事态，但人们称之为冷战的时代却持续了许久。

曾经假扮成菲利普·邓希尔的那个人，也就是索默尔，现在就在东德，因为萨克森州现在也处于红军的统治之下。在那场越狱戏码上演之后，索默尔顺利地与妻子女儿相聚。如果没有逃出来，那么索默尔就会在西德，而家人则在东德，他们很可能将无法生活在一起。

世界停留在一九四五年，只有时间在一直不停地往前走。曾经年轻的我们已经老去，到了该有孙辈的年龄。

不过这样的局势如今正在逐渐崩溃，新的时代即将开启。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就要瓦解，尽管地处东侧，但却有着明显西化趋势的匈牙利政府成立，为东柏林市民逃亡提供了帮助，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东侧无法阻止市民流向西侧，束手无策的东柏林领导人终于在上个月颁布了放宽出国旅行限制的相关政令。

这意味着柏林墙的崩塌。政令颁布当天，原本封闭的边境检查站就已全部开放。有传闻说本来政令并未将限制放宽到如此地步，但事已至此，只能事后对政令内容进行修改。

曾经在秘密警察斯塔西[2]的监视下生活、试图翻墙的数百人遭到射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美国的新闻节目如是报道。

为了不让坐在对面的斯帕克注意到，我假装清嗓子数次挪动了屁股的位置。窗外已经完全见不到太阳，深蓝色的街上亮着街灯，灯下的行人脚步匆匆你来我往。时钟的指针指向五点，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我的心完全无法平静。

“在看什么呢，两位老先生。”

在欣赏窗外景色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硬朗的老人走到我眼前。曾经浓密的金发虽然已变得稀疏暗淡，但梳得很整齐，一如既往那么俊俏。他穿着衬衫，戴着胭脂色的波洛领带，亮茶色的夹克与黑色休闲裤搭配得刚好。

“呀，莱纳斯。好久不见。”

时隔三年的相聚，我站起来跟他握手。曾经特别好看的绿色瞳孔已随年岁变得黯淡，茶色的斑点也在不断增加。他比我们稍晚离开战场，回到美国后没有回家乡芝加哥，而是去了新英格兰州。这之后，他来到了奥哈拉的老家。说起来，那时候还是我和他一起看着奥哈拉去世的。现在“奥哈拉纺织品商店”的经营者就是莱纳斯。莱纳斯几乎不在战友面前表现悲伤的情绪，但当我知道他一生都惦记着死去的战友时，我很是吃惊。他和奥哈拉小五岁的表妹结了婚，现在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

斯帕克坐在座位上托着腮，懒洋洋地与莱纳斯握了手。

“你现在怎么样了？”

“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很顺利。”

见莱纳斯俏皮地眨了眨眼，斯帕克不爽地绷紧了脸。看着他们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好像一开始斯帕克是不怎么待见莱纳斯，要是没有奥哈拉，我可能也不会和莱纳斯要好到如此程度。

“待会儿结束后也给温伯格打个电话吧。毕竟安排聚会的是他。”

“那可是满世界到处飞的大作家啊，没有必要特意去向他汇报吧。”斯帕克酸溜溜地说。

莱纳斯对斯帕克温和地笑了笑，然后坐到了我旁边。而当他拿起不再香脆的薯条时，突然“啊”地叫出了声。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自动门缓缓打开，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

完全秃顶的头上四四方方的额头很是显眼。穿着淡蓝色的外套和羊绒裤的高大男子注意到莱纳斯后，踏着缓慢的步伐向我们走近。

“邓希尔。”

我又老又干的手掌久违地渗出了汗水。时隔四十四年再次见到克劳斯·索默尔，他面容憔悴，或许是因为眉毛也随着头发一起掉光了的缘故，本来就像帽檐一样的额头使他变得比以前更像“科学怪人”了。

索默尔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大到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他僵硬地笑着走来，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呆住了。

“哎呀，总算来了。路上受累了。”

莱纳斯慢慢地站起来跟索默尔握手。接着索默尔又斯帕克跟握了手，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

复杂的情感在胸中卷起旋涡，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我想起了帮他逃跑时的场景，他救我一命时的场景，最开始相处不融洽对他冷冰冰的场景，以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劝我对他友好一点的场景。

然而，看了一眼我就明白了，这个老人并非我所认识的菲利普·邓希尔。活在我记忆中的邓希尔并不是这个人。四十四年的时间太长了……想开之后我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下来，胸中一片海阔天空。

“还记得他吗，他是科尔。”

我感到莫名的轻松，站起来跟他握了手。索默尔稍显羞涩地微笑着点点头，坐到了斯帕克给他拉出的椅子上。

“麦当劳啊，听倒是听过，来还是第一次。”

曾经一口流畅的英语如今夹杂着浓厚的德语口音，索默尔低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嘶哑，时而像是声音卡在喉咙上，时而像是摩擦着空气。

“是的啊，东边不允许开店那就没辙。”斯帕克把烟递给索默尔，索默尔抽出一根放到鼻子跟前，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真好闻，美国香烟就是好。”

我们为了与克劳斯·索默尔见面，请了假坐了好久的飞机才来到西柏林。大约十年前，以纪实小说家的身份驰名天下的温伯格，经过与东德当局的长期交涉，最后才得到了采访的许可，与索默尔见了面。温伯格滞留东德期间，遭到了窃听、邮寄物品的检查、斯塔西的监视、出境时的身体检查等他称之为“屈辱大套餐”的待遇。但以此为代价，温伯格确认了索默尔一家人还活着，也知道了他们的住处。之所以温伯格没有来到这儿也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是为了小心行事，不让东德对他进行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