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6/57页)

“我怎么回家呢?”

“步行。”我一边尖酸地回答,一边迅速穿上外套,出了办公室。强风卷着雪,吹到我脸上。工人对着一个装有石灰的大铁箱子有节奏地点着头,他冷得直跺脚,像一匹打瞌睡的马。他用一把铁铲搅动沸化的石灰,一团一团白色的水汽从沸腾的混合物料中升腾,刮到他脸上来。工人整个冬天都在不间断地干活,他们每天在户外加工两吨干石灰,以备夏天使用。

经理关住了仓库大门。街上出现抓人事件的时候,我们就用门杠顶住门。喝醉的警察们清理了街上剩下的人群,人群都往地里奔跑。德国宪兵虽然不在乎人群和他们的忧虑,但是对警察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注意,铁掌皮靴在路面上咯噔咯噔作响,不紧不慢。住宅围墙下面的场地上,还有杂沓话语声。窗户和窗台下面,小贩们冻得膝盖发抖,穿着草鞋不断地跺着脚,嗓音沙哑,叫卖篮子里的东西:蛋卷、香烟、布丁、点心、白面包、黑面包。给人的感觉是,房屋昏黑的墙壁在抖动、在叫卖。大门里,有人用老式的秤来称新鲜猪肉的分量,急急忙忙里倒出私酒出售。学校后面的房屋里面,寻欢作乐还在进行。旋转木马轮盘上每一匹马的背上都坐着一个傻头傻脑的孩子,那大轮盘在十分刺耳的音乐伴奏下旋转,威风凛凛的。空心的木制汽车、自行车、翅膀展开的天鹅,都在空中舒适浮动,上下起伏,像是在水波上。有木板挡住的工人在旋转木马下面走动、干活。在色彩鲜艳的靶场和帐篷下边的动物园内(因为下雪而显得苍白的广告牌上说,到场的队伍有鳄鱼、骆驼和野狼)空空荡荡,令人绝望。收容所来的几个卖报纸的腋下夹着几捆德文报纸,在车站出售,显得畏惧得很。没有乘客的电车在广场转弯,铁轨发出叮叮声响,沿着林阴道徐徐行走。树木挂满白雪,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烁,像是易碎水晶雕刻出来的。这是一个平常的集市日子。

在街道深处,一座座石头结构房屋和一排排光秃细瘦的树木挡住了视野。水道受到拒马、柱座和铁轨梁木的保护;在水道外侧,人群被一排宪兵围住,慢慢走向水道。人群内部浮现出有帆布包裹起来的满载货物的大卡车,在雪地里留下车轮痕迹,笨重地开向大桥。一个妇女从人群中跑出来,追着最后一辆卡车,没有追上,汽车加速了。那个女人伸出双臂,显出绝望的神情,如果不是宪兵伸出援手,她可能要摔倒在地上了。宪兵把她推回人群。

“爱情,当然,爱情。”因为激动,我突然想起这句话,又赶快逃回仓库,因为街道上开始抓人,广场已经空无一人。

“你未婚妻来电话了。”经理说。他情绪很好,抖动着红胡子哼着小调,两只脚还划出舞蹈的狐步,“从奥霍塔打来的,可是不会很快的,因为到处都在抓人。得晚上才到。”

干瘦、傲气的女办公员瞥了我一眼,带着一股子恶意。

“肯定对待我们也像对待犹太人那样了?您着急了吧?”

“她应该有办法的。”我对经理说。实际上我后脊梁骨都凉了。我拿起火棍捅了捅炉子,添了一点泥煤,打开的小炉门冒出满屋子的烟。“这个月,也许咱们接不到来货了?一定是要检查车皮的。”

经理露出苦相。他坐在椅子上,用钢琴家似的细长手指弹着桌面。

“就算不检查,咱们又能够怎么样呢?”他说得很丧气,“工程师怕积存水泥和石膏,石灰只是给德国人原来建造贝姆军营用的。你说怎么办?想着招财进宝呢?格罗霍夫斯基公司收到三车皮水泥,博罗维克银号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呢?”

“你说话别夸张。”女办公员说,“等他们在棚子里一挖,就找到……”

“肯定能找到!因为是我亲手办的!不然谁还到这仓库来?是啊,店主要借给咱们大秤用了。”

电话铃响了。经理在椅子上转身,抄起听筒,比女办公员早了半秒钟。他做了一个无声的手势,把听筒交给我。

“我们的汽车。”我轻声说,用手掌挡住听筒,“说什么?”

“给五十。”

“五十。”我用德语对听筒说,“晚上?那就晚上吧。”

“好极了,一起吃点什么吧。”

老太太在沙发椅上坐着,像被赶进角落里的一只野兽。经理忙起来,给菜汤加热,整理小桌子。

“工程师从咱们这儿得到的收入少,第一,他要开除这个妞儿,第二……喂,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说,口气消沉,“我们把什么都押在私酒里了。这情况,你是知道的,买几本书,几件穿的,等等。写字纸也费钱。”

“那些诗歌卖不出去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卖。我写诗,不是为了卖。又不是砖头,也不是沥青。”我回他,很扫兴。

“如果是好诗,肯定有人买的。”经理一面咬着面包,一面说,“能挣几千块呢。你的脑瓜不错。”

老太太吃得慢,但是胃口挺好,一排大金牙咬进面包。我盯着看这一排金牙的光辉,不由得估算着它们一共有多少分量、值多少钱。

门吱吱扭扭开了,进来一位顾客。他是附近小教堂的助祭,戴着角质眼镜,怯懦地微笑着。他说了说抓人的事,然后订购几袋水泥和粗粒小麦面粉,用捆成一沓的真钞兹罗提付了款。

“赞美基督。”说着,他戴上黑色帽子,出门的时候,道袍簌簌作响。

“永世赞美。”女办公员应答,她捅了捅炉子,用一张报纸擦了擦手指头。“这老太太要干什么,你怎么看?”

“经理会给她找一个住的地方。老太太钱袋鼓鼓的,容不得他从手里拿走。”我小声说。

“可是,”她很鄙夷地说,“你不知道吗?经理出去以后,这家伙给女儿打电话了。他们没办法从集中营里出来。为时已晚,给封死了。”

“老太太有点难过,会过去的。”

“很可能的。”

她裹上破旧皮衣,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又看起小说来。不想再多说话。

每天晚上,我都独自留在仓库里,仓库里挂着风干的诗集封皮,像湿漉漉的衬衣似的。阿波罗尼乌斯用纸剪成对开本样式,配合油印机纸面的尺寸。油印机用来油印无比珍贵的广播公报和关于在大城市如何开展街头斗争的宝贵教导(和图示),还用来油印高雅的六音步玄学诗,这些诗歌表达了我对历史启示录风向毫不让步的态度。封面双面都有黑白花边装饰,使用了搅拌油印新技术。方法很精巧,但是很费颜料,而且,封皮风干了一个星期,还是湿漉漉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封皮从绳子上取下来,铺在粗重的厚纸上,紧紧压实,塞到木头沙发椅底下。一直垂到地板上的毯子挡住了等待修理的破收音机、像雪茄烟箱子那样扁平的手提油印机、雷明顿牌打字机(从棚子里拿来,为了防潮)和某一帝国主义组织的完整出版物,这是一个朋友为保存而留在仓库里的,他从家里奔逃出来,可是没有办法戒掉收藏瘾和对古董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