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莉拉

出租车到佛维斯的时候已将近晚上十一点半，村里却一点也没有夜深人静的样子。格涅沙意识到库柏太太说得没错，的确有人死了。他恍惚中感觉到村里的骚动有些不同寻常：几乎所有的大宅小舍都亮着灯，路上还有很多人，远处传来隐约的嗡嗡声，好像有人在狂欢。没过多久，他意识到死的人正是他的父亲。佛维斯好像在等他坐着出租车回来，一看到后座上的他，人们开始放声恸哭。

家里一片混乱。还没等他把车门完全打开，一群不认识的人就叫嚷着围过来，格涅沙几乎是被裹挟着走进了屋里。那里挤满了他从没见过的或者记不起来的治丧的人。

他听到出租车司机对身边的人说：“兄弟，我早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从西班牙港连夜赶过来，一路开足油门，像疯了一样。这孩子怕是被这个坏消息给吓懵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一个胖胖的、伤心地抽泣着的男人一把抱住格涅沙，说道：“你收到电报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电报。我叫莱姆罗甘，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爸爸。就在昨天，昨天……”莱姆罗甘说不下去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就在昨天我还遇见他，我说，‘老爹，’我总这么叫他，‘进来坐坐，弄点什么吃的吧。’哦，你知道，我买下了多吉的杂货铺。是的，多吉死了快七个月了。我买下了他的铺子。”

因为哭泣，莱姆罗甘的眼睛又红又小。他继续说道：“我说，‘老爹，进来坐坐，弄点什么吃的吧。’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一个女人用双臂揽着格涅沙问：“他说了什么？”

“你想知道他说了什么？”莱姆罗甘抱了抱这个女人。“他说，‘不，莱姆罗甘，我今天不想吃东西。’”

他再次陷入伤感，几乎无法把句子说完整。

那个女人松开格涅沙，双手抱住头，尖声哭着，声音慢慢拖长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哽咽：“‘不，莱姆罗甘，我今天不想吃东西。’”

莱姆罗甘用汗毛浓重的手擦了擦眼睛，朝着卧室方向伸出双臂，抽泣着说：“今天……今天，他什么都吃不下了。”

那个女人再次发出尖叫：“‘今天，他什么都吃不下了。’”

悲痛难耐的女人扯下了蒙住脸的面纱，格涅沙认出那是他的一个婶婶，便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我可以去看看父亲吗？”

“去，赶紧去吧，看你爸爸最后一眼。”莱姆罗甘回答，泪珠从他的胖脸颊滑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我们给他净了身，穿戴整齐，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们不要跟着我，”格涅沙说，“我想一个人待着。”

他关上卧室的门，人们的抽泣和哭喊一下子变得遥远起来。棺材放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进门时他看不到父亲的尸体。在他的左面有一盏小油灯，低矮的火苗在墙上和镀锌的天花板上投射出巨大的阴影。他向桌子的方向走了几步，木头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动，油灯的火苗随着一阵轻风摇曳。桌边的空气陡然变得很凉，就着昏暗的光线，格涅沙发现棺材四周堆积着冰块。这间屋子现在变成了停尸房，充斥着樟脑丸的气味，除了他和油灯微微晃动的火苗，没有一样有生气的活物。而他和火苗都是静默的，唯有冰融化成的水顺着四条桌腿流进盛水的容器里，发出断断续续的滴答声。

格涅沙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完全没有想哭的冲动。他离开房间，发现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大家把他团团围住。只听莱姆罗甘说：“兄弟们，帮帮忙，给孩子一点新鲜空气。他爸爸死了，是他唯一的爸爸呀。”哭声又响成一片。

没有人问他火葬的安排，因为每件事情都已安排妥当，格涅沙觉得这样也很好。他跟着莱姆罗甘离开自己家，那个满是哭泣、哀号和叹息的房子。那里除了卧室，到处都被煤气灯、油灯和大烛台照得通明。

“今天这儿不开伙了，”莱姆罗甘说，“大家到我店里去吃饭吧。”

格涅沙一整夜都没睡，所有的事都不像是真的。事后，他能记起的就是莱姆罗甘对他十分关照，他女儿亦如此。他还记得回家后找不到生火的工具，记得女人们悲哀的歌声响彻暗夜，记得清晨时分为葬礼做的准备。依照殡葬师、婶婶和莱姆罗甘的要求，他做了所有的一切，不去思考，也没有疑问。他记得自己围着父亲的遗体绕行数圈，记得在父亲的额头画上了代表种姓等级的标记，以及其他种种，直到葬礼的仪式感渐渐取代了因亲人故去而生出的悲痛。

※※※

一切都结束之后——遗体火葬、骨灰入土，所有人，包括他的婶婶，都回去了——莱姆罗甘说：“格涅沙，现在，你可是个男人了。”

格涅沙思考了一下他的处境。首先，他想到了钱的问题：自己欠着库柏太太两星期的寄宿费十一美元，目前兜里还剩十六美元三十七美分。他应该还可以从学校那边得到约莫二十美元的工资，但他决定不去索要这笔钱，即使他们主动寄给自己，也要如数退还。他还没有时间考虑是谁替他垫付了葬礼的费用。后来，在他结婚的前夕，他才发现是婶婶掏的腰包。他盘算着，钱暂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他继承了石油公司的土地征用费——每月六十美元——在佛维斯这可算得上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但是，石油公司的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尽管他已二十一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还不知道如何赚钱养活自己。

有一件事情给了他希望。后来，他在《罪恶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在和莱姆罗甘先生的交谈中，我得知一件奇怪的事情。父亲是在那个星期一的上午十点五分到十点十五分之间过世的，正是我和米勒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此巧合，令我无比诧异。我第一次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巧合，把我从都市生活的空虚中拽出来，放回到拥有更多时间静心思考的、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中。”

能够离开西班牙港让格涅沙感到开心。他在那里待了五年，却始终无法适应或融入当地社会。那个城市太大了，太嘈杂了，和他的家乡太不一样了。还是回到佛维斯好，人人都认识他，尊敬他，何况他还受过大学教育，且新近丧父——后两条更让他整个人都蒙上了一层光辉。他们称呼他“先生”，有些家长还鼓励孩子称他为“格涅沙老师”，但这勾起了他并不愉快的记忆，所以他拒绝了这一称谓。

“你们这样叫我是不对的，”他还隐晦地加了一句，“我觉得我是对着错误的人，教了错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