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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她的美丽青春如此焕发，

将死亡歌唱，还歌唱不朽的荣光，

我不由得为如此卑鄙的时光哭泣，

也为我自己如此倦怠和卑下。

——丁尼生《莫德》，1855

相信我，我对男女间的情感向来一无所知，

直到有一天假日，我“没精打采”地，

如丁尼生所说，

徜徉在如今已变得呆滞的村庄田野里，

没精打采地漫步，怀着孩童笨拙的稚气，

我斜视的目光正好落在一个姑娘身上，

她没戴帽子……

——A. H.克勒夫《托伯·纳·沃里奇的茅屋》，1848

在我上面描述过的那一天之后，又过了五个平安无事的日子。对查尔斯来说，再没出现过到安德克利夫去继续探险的机会。其中有一天到西德默思去远足。其他几个上午不是走访亲友，就是安排其他更令人愉快的娱乐活动，比如射箭。这在当时的英格兰较年轻的女性中已成为一项颇为热门的运动。完全符合规格的墨绿色草地非常好看，听使唤的男士们高高兴兴地走到靶子前（欧内斯蒂娜近视，恐怕极少射中），把箭拔出来，回来时还说一些有关丘比特、心、玛丽安姑娘①等恰当的玩笑话。

说起下午，欧内斯蒂娜通常都劝他待在特兰特姨妈家，有一些非常严肃的家庭问题需要讨论，因为肯辛顿的房子太小，他们最终要搬到贝尔格拉维亚的房子去住，但是那幢房子目前租给了别人，要两年后才能回到查尔斯手里。自从发生了那件令查尔斯窘迫的小事之后，欧内斯蒂娜好像变了一个人。她对查尔斯毕恭毕敬，完全像个尽责的妻子，搞得他抱怨自己简直像个土耳其帕夏了。他一次次用老一套的话求她，不要事事都依他，有时也要发表一点不同意见，以免他忘记他们的婚姻将是一宗文明的婚姻。

查尔斯突然享受到事事受尊重的待遇，心情颇佳。他很精明，知道欧内斯蒂娜是被那次突然的事件吓蒙了。在出现那一次小小的分歧之前，她恐怕是爱婚姻超过爱未来的丈夫。现在她终于认清了这个男人，也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应该承认，查尔斯对这种从冷淡到热情的变化，有时会感到有点腻烦。言过其实的夸奖、无微不至的关怀、遇事与他商量、对他百依百顺，这些都是他乐意接受的。有谁会不喜欢呢？但是，就他的情况而言，多年来过惯了自由的单身汉生活，他也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令人讨厌的孩子。现在，早上的时间不再属于他自己，有时为了满足蒂娜一时的心血来潮，还得牺牲下午的计划，对此他还是感到很不习惯。他当然可以用责任感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做丈夫的本来就应该做这些事，因此他也应该做，就像他到乡下散步，一定得穿上厚法兰绒衣服和带钉的靴子一样。

还有难熬的夜晚！当时既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点煤气灯的时光如何消磨！对那些靠干活挣饭吃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天干十二小时活，晚饭后做什么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可怜的是那些不幸的富人。无论他们在夜晚到来之前享有什么独处的自由，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到了夜晚，即使再厌烦也必须和家人在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是如何像穿越沙漠一样度过这样一个夜晚的。他们至少可以不必和特兰特姨妈在一起，因为她到邻居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处女家喝茶去了。除了外貌和经历以外，那老处女的情况跟她一模一样。

查尔斯悠闲放松地半躺在沙发上，两只手指竖贴在脸颊上，另外两只手指和大拇指托着下巴，手肘支在沙发扶手上，隔着阿克斯明斯特绒头地毯表情严肃地望着蒂娜出神。她左手拿着一本红色摩洛哥皮面小书，右手持一块挡火板（那玩意儿像一把长柄乒乓球拍，绣花缎面，镶褐紫红色的边，用于抵挡壁炉里噼啪作响的煤炭火散发出来的热气，防止把这位少女白嫩的皮肤烤红），正在朗读。此时她正用它和着她正在朗读的叙事诗打拍子，节拍有些不规律。

她读的是一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畅销书：尊敬的卡罗琳·诺顿夫人写的《加拉耶夫人》。《爱丁堡评论》居然声称：“这首诗描绘痛苦、忧伤、爱情、责任、虔诚和死亡，它纯洁、柔情、动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你能想到的主要形容词和名词全都用上了（我还得补充一句，这些美妙的辞藻，我是想不出来的）。你也许会认为诺顿夫人不过是当时一位平庸无奇的诗人。你很快就会看到，她的诗确实很乏味，但她这个人吸引了人们很大的兴趣。首先，她是谢立丹的孙女。当时曾有传言，说她是墨尔本②的情妇，她的丈夫对此传言深信不疑，并正式控告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犯有通奸罪，但官司没能打赢；她还是一位热心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要是在今天，我们会称她为自由主义者。

诗歌的标题人物是法国一位逍遥贵族的快活夫人。她有一次外出狩猎，意外受伤致残，从此把自己忧郁的余生奉献给慈善事业。她做的善事比科顿太太的更有意义，因为她创办了一所医院。虽然诗中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七世纪，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其实是在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唱颂歌。正因为如此，这首诗在当时那个十年才能深深打动那么多女性的心弦。我们作为后人，每想起伟大的改革家，总认为他们是战胜了巨大反对势力和冷漠态度的英雄。现实生活中的南丁格尔的确与反对势力和冷漠态度作过斗争，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指出过，同情之中也可以含有几乎同样有害的成分。欧内斯蒂娜读这一首诗已远非第一回了，有些部分已能倒背如流。她每次读这首诗（此时她再次公开朗读，是因为适逢大斋节），都能感受到一种感情的升华，灵魂的净化，感到自己变得更好一些。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补充一个事实：她一生从未到过医院，从未护理过一个来自乡下的病人。当然，她的父母是不会允许她这样做的，但是她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也许会说，当时的妇女不得越雷池半步。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夜晚的日期：一八六七年四月六日。仅一个星期之前，英国议会就选举法修正法案进行的一次初期辩论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抓住一次机会提出，该是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的时候了。对他的勇敢尝试（该动议以196票反对73票赞成宣告失败，老奸巨猾的迪斯累里投了弃权票），一般的男人都采取一笑置之的态度，《笨拙》周刊③则粗野地进行嘲笑（有一幅开玩笑性质的漫画，画的是一群绅士把一名内阁女部长团团围住，不断发出怪叫），多数受过教育的可悲女性则以皱眉表示不赞同，她们认为，妇女发挥作用的最佳场所在家里。但是，一八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仍然是我们可以认定的英国妇女解放的开端。当查尔斯把前一周的《笨拙周报》拿给欧内斯蒂娜看时，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因此她不应完全免于受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