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制片人(第3/5页)

一提“斯拉夫斯卡”这个名字,我头脑里就浮现出那些右翼庆典节目,其性质和她的听众一样虚幻。一个多面手的艺人,取了个斯拉夫假名,是个吉他高手。这种人在音乐厅演出中常是最先出场的廉价艺人,在这里反而极受欢迎。他的乐器装有玻璃面板,上面缀着闪亮的小饰品,腿上穿着天蓝色的丝裤,他后面的演出者也大体都是如此打扮。有个大胡子的老无赖,穿着一件下摆裁成圆形的破旧外衣,从前是“神圣俄国至上会”的会员,常做主持人,把“以色列之子”和“互济会”(两个秘密的闪族人组织)对俄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作一番生动的描述。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高兴而又荣幸地请到——这时她就会站在那边,背后是棕榈树和国旗组成的难看背景。她用苍白的舌头舔湿浓妆艳抹的嘴唇,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手悠闲地握起来,放在紧身衣收束的腹部。她那位固定的伴奏,脸上像大理石一般冷静的约瑟夫·莱温斯基,追随着她的歌声,从沙皇御用的音乐厅到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沙龙,再到君士坦丁堡一些无名的地方,弹出一串跳板般的音符,组成简短的引子。

有时候,唱歌的地方要是个正经地方,她就会先唱国歌,再唱她那些有限却广受欢迎的曲目。免不了会有那首哀怨的《去卡露加的老路》(第四十九里处有株雷劈过的松树),还有开头是“我的俄罗斯深埋雪中”的那一首,俄文的歌词印在德文翻译前面。再就是那首古老的民谣(一位平民写于八十年代(6) ),唱的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他可爱的波斯公主,后来他的手下抱怨他儿女情长,他就把公主扔进了伏尔加河。

她不讲究艺术品味,歌唱技巧也是时好时坏,整体风格堪称粗暴。可对有些人来说,音乐和感情浑然一体,也有些人喜欢用歌声作灵媒,把昔日里最早让他们害怕过的场景再次招魂于眼前。这样的人听她的歌,总是心怀感激。他们在她无比响亮的歌喉里找到了对往昔的怀念,对故国的热爱。如果她的歌声里响起一股狂野鲁莽的气概,大家便认为这时的她尤其富有感染力。假如这种狂放气概不是那么公然地做作的话,她或许还能凭此摆脱彻底的粗俗。那又小又硬的东西,原是她的灵魂,从她的歌声中突显出来,她性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一个漩涡,而不是自由奔腾的洪流。如今在哪个俄国家庭里打开留声机,一听见她保存在唱片上的女低音,我就不由自主地要打冷战。我就会记起她假装唱到高潮时忸怩作态的样子,发出最后一声激情的呼喊时,嘴的全部构造展现无遗,蓝黑色的头发像美丽的波浪一般飘动,双手交叉按在胸前的缎带奖章上,接受大家发狂的喝彩。她肥胖的黝黑身躯即使在鞠躬时仍然僵硬,这是因为裹在结实的银色绸缎里,使她看上去像个雪堆成的妇人或一条高贵的美人鱼。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她(如果电影审查官不觉得以下内容有辱宗教虔诚的话),跪在一间拥挤的俄罗斯教堂蜜色的烟雾中,放声痛哭,身旁就是那位遭了绑架的将军的妻子或者遗孀(是妻子还是遗孀她心里清清楚楚)。原来绑架是她丈夫精心策划的,老板派了几个高大干练的无名汉子来巴黎实施,做得干净利落。

两三年后的另外一天,你也会看见她在乔治·桑大街上某间公寓里歌唱,身边围着一群捧场的朋友。你可以看见她两眼轻轻眯成一条线,歌唱时的微笑渐渐消失,原来她丈夫悄悄溜了进来。他方才在处理手头一桩事情,最后的细节交代完毕才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上校想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他轻轻打了个不要起来的手势。她任由一首唱了一千遍的歌下意识地流淌而出,眼睛则朝他斜瞟过去(她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略微近视),试图看清一个确切的信号。然后她沉入水中,他的画舫扬帆远航,最后一个信号是萨马拉州那段伏尔加河上的一圈涟漪,荡进了单调的永恒之中(因为这是她演唱的最后一首歌了),她丈夫走到她身旁,用一种人类的掌声无法盖过的声调说:“玛莎,那棵树将在明天砍倒!”

关于树的这点情况,那只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在他鸽灰色的事业中让自己享受的一点戏剧性的乐趣。这是挡在他前途路上的最后一位将军,次日的事件将自动导致他当选,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原谅他那么口无遮拦了。近来,他们的朋友间流传着一个小笑话(俄国幽默是只一点面包屑就能喂饱的小鸟),说这两个大孩子正在闹口角,很有意思。原来他们郊外夏日别墅旁有一株高大的老白杨树,遮暗了她的录音室窗户,她一气之下要砍了它。他争辩说,这个老而弥坚的家伙是她最嫩的仰慕者(令人捧腹大笑),理应赦免。也请注意这位披着貂皮披肩的胖女士,她好心地寻将军的开心,嘲笑他没坚持多久就投降了。还有“斯拉夫斯卡”容光焕发的微笑,她舒展开来的像果冻那般冰凉的胳膊。

第二天傍晚时分,戈卢布科夫将军陪着夫人到她的裁缝铺里,坐下看了会儿《巴黎晚报》,然后受到差遣,回家去取一件她本来要放宽一点却忘了带来的衣服。这中间她找几个适当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往家里打电话,喋喋不休地指点他翻找那件衣服。剪裁师是个亚美尼亚女人,缝制师是杜曼诺夫小公主,这两位就在隔壁屋里津津有味听她用各种各样的乡下话赌咒发誓(多亏了这些乡下话,她才不至于把一个单凭她的想象实难应付的角色演砸)。这个证明不在作案现场的伎俩老掉牙了,设计之初就没有设想万一出错当如何补救——原因是不可能出错。它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在大家想知道谁最后见过费琴科将军的时候,一个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人站出来把自己的日常行程作个解释。等假想的衣物被翻箱倒柜进行了足够的搜寻后,又见戈卢布科夫将军返回裁缝铺,拿来找到的衣服(那当然是早就在车上放好的)。他继续读他的报,他的夫人继续试她的衣服。

他离开了仅仅三十五分钟左右,这点时间其实已经绰绰有余。就在她开始拿切断了的电话做戏时,他已经在一个行人稀少的街角接将军上了车,送他去见一个假想中要见的人。这场会见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令其自然而然显得既是个秘密会面,又不得不去。驱车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两人都下了车。“不是这条街。”费琴科将军说。“不是,”戈卢布科夫将军说,“但这里停车方便。我不想正对着咖啡馆门口停车。我们抄近路从那条小巷穿过去。就两分钟的路。”“好,我们走过去。”老先生清清嗓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