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

罗拉

我没有姊妹能教我怎样跟我同龄的女孩子交往。我于是进了舞蹈学校。学校每周在市政厅礼堂里举行两次集会，市政厅同时又是市长的住宅。把市长的儿子，我最要好的朋友算在内，我们八个男学员，都是我们故乡拉丁语学校的七年级学生。谈起那些女学员就有一种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了，那第八个身份相当的女士根本没有跳舞的天分。

唯独弗里茨“市长”(1)有办法。每逢宴会都会被市长夫人请来的市长父母从前的女厨子，跟一个缝补匠结了婚，此人取了个法国名字，他的脸瘦削蜡黄，他不在自己的缝补桌前老老实实地穿针引线，却偏偏喜欢在小酒馆里饶舌。这些人住在城市的尽头，那里的街道正对着宫廷花园。狭窄的小房子，前面栽着一棵高大的菩提树，那树荫几乎完全遮住了门旁唯一的窗户，这景象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为了捕捉那美丽姑娘的一瞥，我们常打那前边经过，她通常都是坐在木樨草和天竺葵花盆后边做针线活，在我们男孩子的想象中她正在扮演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她是这个法国裁缝的独生女，一个十三岁的很秀气的姑娘。她的服装尽管简朴，但经她母亲一打扮，显得那么干净利落。浅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大眼睛无不透露父亲的血统。我记得，她总让她的黑发深深地不加修饰地耷拉在太阳穴上，使她那本来就很小的脑袋显得格外小。弗里茨跟我很快就有了一致的看法：莱诺拉·波莱佳必将成为第八位女士。当然，我们也冲破了一些障碍，因为当我们壮着胆说出我们的建议时，其余的幼小的小姐和“尊贵的”小姐都变得特别严肃，沉默寡言。只是她儿子使了各种招子，才把这位市长夫人拉到我们这边来，在这位正直的夫人的快活而果断的性格面前，不管那些年轻小姐怎样皱鼻子，也不管她们的母亲怎样坚决反对，都无济于事。

这样一来，一天下午，我们便走在去那个法国裁缝的小房子的路上了。——此外，对中断了我跟我家木匠儿子的友谊，我常常感到很惋惜。他的姐姐几乎天天跟小波莱佳来往。我也想过重修旧好，于是便到他父亲的作坊请教细木工手艺去了。克里斯多夫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少年，他绝不是傻瓜，只是他对拉丁学校的学生——对他喜欢用难听的重读称呼的“拉丁人”，抱有古怪的仇恨；他也常常在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下，在练兵场上同这些“拉丁人”拼死斗殴，但打来打去，战争始终没有结束。

现在我不需要他的引荐了，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那座房前，踏着秋风扫下来的菩提树的黄叶，向那低矮的房门走去。小铃铛一响，波莱佳太太便离开厨房，迎面朝我们走来，她用白色围裙细心地把手擦干以后，恳切地请我们进了小起居室。

很难看出这位矮胖的金发女人就是那微黑的少女的母亲。我们一进门，那少女放下针线活，面带好奇和窘迫的表情靠在小钱箱上。当弗里茨提出我们的愿望时，她那小脸蛋上泛起了浅浅的红晕，我看到，她的眼睛一闪一闪的，瞪得溜圆。但见母亲一言不发，沉思地摇了摇头，她就悄悄地从母亲背后溜出去，穿过一扇好像是通向卧室的门消失了。——我往桌上看了一眼，我们进门时她就坐在那张桌前。在绦子和其他女孩子的物件之间放着一双瘦小的缎面鞋，只剩没有镶边了，看起来，那女孩子刚才还在忙着做这双鞋呢。这些东西非同小可，十分令人不安，在我童年的幻想中不免浮现出那双伸进这双小鞋的小脚。我觉得，我好像看见那双小脚围着我的脚跳舞，我本想请它们只坚持一小会儿，但它们忽而在这儿，忽而到了那儿，老是跟我逗趣。

在我脑海里演示这些虚幻的梦想的同时，我只好听凭我的朋友和波莱佳太太去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直到他十分慎重地提到市长夫人的名字，事情才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

“那里不是放着一双舞鞋吗！”弗里茨说，“难道波莱佳先生也是鞋匠吗？”

太大摇了摇头。“你知道得很清楚，弗里茨，天呀，遗憾得很，他是一个万能博士！就在春天，他还为您修理过怀表呢！——这双小鞋是他预先给孩子做的圣诞节礼物。”

“喏，玛格莱特，我的母亲，有满满一箱子漂亮的旧衣服，你们可以拿来为罗拉(2)剪裁一些新衣服，至少有三分之一能给她用。”

老妇人微笑着，但她又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知道，”她说，“本来是不行的，但市长夫人偏有这种意思！”

这当儿，那女孩子又走进来，站在了母亲身边。我不记得她围着一个白衣领，我还觉得刚才并没见她戴着红珊瑚扣耳环。

“你有什么想法，罗拉？”在母亲一直沉思、犹豫张望时，弗里茨说，“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跳舞吗？”

她没有回答，但是两只手搂住母亲的脖子，小声对她说了几句话，同时脸上的红晕变得越来越重。

“弗里茨，”老妇人说，同时轻轻地推开那焦躁的少女，“但愿您刚才只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你们这是成心让我的闺女跟我作对，我知道，她不会叫我安宁的！”

我们终于胜利了。“星期三晚上七点钟！”弗里茨临走时高声说，然后我们在母女二人陪同下走到门口，离开这所房子。——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头一看，只有我们年轻的女友站在那儿，她朝我们点点头，就急速跑回屋里去了。

舞蹈课

弗里茨告诉我，第二天，波莱佳太太去找过他母亲，跟她在衣帽贮藏室里翻寻了好长时间，然后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包裹离开了他家。

星期三晚上有舞蹈课。我穿着刚刚从鞋匠和裁缝那儿取来的有带扣的漆皮鞋和新上衣，当我走进大厅，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的同学都围着那位老舞蹈教师站在窗前，老师一边用手指吱吱嘎嘎地拉他的提琴，一边倾听他年轻的学生的愿望。我们的女跳舞者成群结队挎着胳膊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莱诺拉不在她们中间，她一个人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沉着脸看那些热热闹闹地闲聊的姑娘。她们在这所陌生的优雅的房子里显得这样的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对她竟理也不理。

再也没有谁比这些年轻人更不顾他人，更没有同情心了。但市长夫人紧随我后走了进来。她跟这些年轻人打过招呼，用弗里茨的话说，又用她将军式的目光向四下里扫视一遍后，就大步走到罗拉跟前，拉起她的手。“这样就成双成对了！”她对舞蹈教师说，“请您安排一下这些男舞伴吧！”——在他按照她的吩咐进行安排的时候，她转向女孩子们，开始在她们那里做同样的工作。邮政局长的女儿长得最高，几乎比其余的姑娘高出一头。她们排列在我们对面的墙边，但是后来，却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