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5/9页）

接着我就去志愿从军，可是那匹老马比兹科乔弄得我得了疝气。陆军和海军的医生都要我咳嗽给他们听，并且一致认为我患有腹股沟疝。他们建议我动手术，手术是免费的。

于是我便去县医院动手术。这事我没跟妈说。这类事情我从来都不告诉她。索菲说，“你是个蠢到家的大傻瓜，人好好的，又可免除兵役，你却去吃这一刀。”她这是为自己着想。她的丈夫正要应征入伍，这就更有理由要我留在她身边，而要是我去医院开了刀，这就意味着我不要她。不过她已看透了我。克莱姆也到医院来看过我，西蒙也来过，而索菲则在所有允许探视时间都来病房陪伴我。

这次手术搞得我够戗，手术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立不直身子，走起路来总是多少有点弯腰弓背的。

医院里乱哄哄的全是人，就像四旬节[20]嘉年华会[21]的拥挤场面。医院在哈里森街，我曾陪我妈来这儿配过眼镜，有一次我去辨认那个铲煤工尸体的地方就离这儿不远。这儿像雷雨天似的阴沉，到处是光秃秃的褐色石头建筑，红色的汽车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每张病床，每个窗口，每个隔开的可以住人的地方，每一个角落，全都挤满了人，就像特洛伊城内或者隐士彼得[22]布道时的克莱蒙街头一样。抬臂耸肩的，一瘸一拐的，扎着托带和吊带的，拄拐杖跳着走的，躺着不能动的，头裹绷带坐轮椅的，从病人的纱布里，从可怕的五颜六色中，从那深深的洗涤槽内，都发出一股伤口的气息和药味。不远处，精神病院里发出种种声音，有尖叫，有歌声，还有叽叽喳喳像养在林肯公园里热带小鸟似的叫声。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就爬上屋顶，俯瞰这座城市。四周都是芝加哥。它的一再重复，使你耗尽了对各个细节、各个单元的想像力，那些单元比脑细胞和巴别塔[23]的砖还要多。这是使以西结发怒的大锅，里面煮着骨头，早晚有一天，这大锅也会熔化掉[24]。一阵神秘的震颤，灰尘，烟雾，庞然大物的放射物在空中飘散，弥漫在站在这座大楼屋顶上的我的头顶，它遍布四方，笼罩在诊所、监狱、工厂、下等旅馆、停尸房和贫民区的上空。就像在埃及和亚述的巨大工程面前，就像在汪洋大海面前，这时你实在太渺小了，太渺小了。

西蒙来看我时，把一袋橘子朝床上一扔。他因为我没有去一家私人医院把我臭骂了一顿。他的脾气坏透了，对每件事每个人都要吹胡子瞪眼。

既然他们这就让我出院，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我还是直不起腰来，好像是缝错了地方似的，不过他们说这只是暂时的。行了，我就这样回到了南区，可是发现佩迪拉让一个姑娘住进了我的房间，是他的客人。他把我搬到他自己的屋子里。这位年轻女士占据我的房间只是形式，完全是摆个样子，因为他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不住在家里，而是住在他从事铀研究的大学里。

他住的是一座公寓里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小套间。灰泥所以能粘在板条上主要靠的是油漆。邻居大都是靠领救济金度日的家庭，都是些下午四点才起床，穿着内衣走到窗口，好奇地看看白天的夜猫子，有干净利落的菲律宾少妇，醉醺醺的老妪和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向下走许多座楼梯后，走出这幢楼房，穿过一个结构奇特、平坦的、长长的门廊，是一座中国式的暖房，朱红色的屋架子，什么也没有长，只有枯枝、废报、杂物和垃圾。在街上，顺着一排圆形垃圾桶，再往前走几步便是那个原先是教堂，现在是佛教徒拜佛的地方。再过去是家杂碎店。然后是个赌场，如通常一样，后面是一家摆摆样子的雪茄烟店。这儿的顾客几乎个个都拿着赛马消息报，有退休的或者是区里的头头，有脚步沉重、含着雪茄的人，还有警察。住在这幢公寓大楼里，我的精神一直不太好，过了漫长的几个月才感到好一点。我的身体依然很虚弱。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西亚的一封信，是从旧金山的军邮局寄来的，告诉我说她已跟一个空军上尉结了婚。她觉得这事应该告诉我，可她也许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一伤心的消息又害得我卧床不起。我的两眼比以前凹陷得更深了，手脚发冷，我躺在佩迪拉肮脏的床上，人既不舒服，心情又颓唐。

索菲自然安慰不了我。接受他的慰藉，而又不告诉她内心的痛苦，这甚至是不应该的事。我把自己的内心痛苦全都告诉了克莱姆。

“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我曾跟一个警察的女儿相好，去年她也把我给甩了，”他说，“她嫁给了一个赌棍，跟着去了佛罗里达。不过，你早就对我说过，这事已经过去了。”

“是这样。”我说。

“不过，我看你们马奇家是个浪漫的家庭。我经常看到你哥哥跟一个金发小妞泡在一起。就连艾洪也见过他们。那天他穿着黑斗篷正让人背着从东方剧院出来，去看另一场戏《朱诺和孔雀》——他不常出门，不过你也知道，他一出门便喜欢在外面待一整天。那天背他的是前次轻量级拳手路易·埃里麦列克。他撞见的正是西蒙和那个女人。根据他的描述来看，是同一个女人。也是个身段漂亮的女人，脖子上裹着貂皮围领。”

“可怜的夏洛特，”我说，立刻想到了我的嫂子。

“夏洛特又怎么了？你的意思是说夏洛特不懂得过双重生活？一个有钱的女人会不懂得这个？至少是双重，或许还不止吧？这几乎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法则了呢？”

因此我在养病时期又多了一桩伤脑筋的事。当时我想，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离开芝加哥算了，到充满世界大事件的地方去。

有一天，我去了西区。我领了我妈到道格拉斯公园散步。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走路时多少还有些不顺当。公园里阳光带着寒意，地上长满青苔，由于在战争期间，长椅没有好好维护，上面坐着几个老人，还有报纸、动物的毛，还有灰泥墙。小湖的水面上杂乱地漂浮着纸片。妈已开始出现老年人的僵硬，腿已经有些弯曲。尽管如此，她还是喜欢这种清冷的空气，仍然有着她那健康的安详红润气色。

我送她回盲人之家时，西蒙的车突然在我们身旁停下。车上有个女人，但不是夏洛特，我看到了毛皮围领和一头金发。西蒙满脸微笑，立刻打着手势，示意别让妈注意到那个女人。接着他来到人行道上，西区这儿的人行道对他来说似乎太差劲了，路面的混凝土龟裂得很厉害，遍地是杂货店和肉铺里清出来的碎屑。他看上去挺好，从脚上那双西班牙科尔多瓦革软壳皮鞋，到袖扣的红宝石扣饰，雪白的白衬衫，扎的可能是条苏尔卡牌领带，穿的是斯楚克牌外套，件件全是手工缝制，而不是像鲁宾逊披的小羊皮，只是图个遮盖。我得承认，他这般打扮而来，看了是让人眼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