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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右边的翻领底下别着一张剪报，标题是《湖夺走两条生命》。文章很长，她不得不对折了好几次才把别针插进去，里面报道了我们企图烧毁房子的事，原因是本来不久将举行一次关于监护权的听证会——日益古怪的行为引起邻居的警觉。“我们本该预见到会出这种事。”当地一位居民说。（提到我母亲死于湖中的事，明显是自杀。）狗追踪我们到桥为止。拂晓时，镇上的人开始搜寻尸体，可怎么也找不到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好放弃搜索。

迄今，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最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未和露西尔联系。起初，我们担心若试图给她打电话或寄信，人们会找到我们。“七年后他们就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抓你了。”西尔维说。七年过去了，可我们俩知道，他们永远能以日益古怪的行为为由来抓你，西尔维，和我，怀着同样的忧惧。我们是流浪的人。一旦踏上这条路，就难以想象还有别的选择。偶尔，我去当服务生，或店员，短期内那是件愉快的事。西尔维和我看遍所有的电影。可最后这种伪装的生活会变成负担，昭然若揭。顾客开始把我的微笑当做鬼脸来回应，突然间，因为我的某个举止，他们点数找回的零钱。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卡车休息站工作。我喜欢偷听陌生人彼此互诉的故事，喜欢离群索居的人从给予他们小小慰藉的最微不足道的琐事中获得的挑剔的快乐。遇到下雨或天气不好时，他们把手肘支在柜台上，询问有什么馅饼，只为再听一遍那老一套冗长的历数。但一段时间后，顾客、女服务生、洗碗工、厨师向我讲述了，或让我听他们讲述了，那么多有关他们自己的事后，我本人的沉默似乎骤然引起瞩目，接着他们开始怀疑我，仿佛经我端出的咖啡，上面给浇了一层寒意。我和这些饮食生计、吸收养料的仪式惯例有何关系？他们开始问我为什么自己什么也不吃。他们说，那会让我的骨头上长出肉。一旦他们开始那样看我时，我最好离开。

我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和其他人如此不同？要么是在跟随西尔维过桥的时候，那座湖夺走了我们；要么是母亲在我等她的时候撇下我，使我养成了等待和期许的习惯，让眼前的每个时刻因其不包含的东西而显得无比重要；抑或是在我被孕育的那一刻。

对于孕育我的过程，我知道的和你对孕育你的过程所知道的一样多。那发生于黑暗中，未经我的同意。我（I）（这个最纤细的单词，对当时稀薄的我来说过于臃肿）永久地穿行在无边无际的湮没中，心情犹如人在嗅闻夜间绽放的花朵，突然——强暴我的人在我体内留下他们的踪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数月后，我变得滚圆、体重增加，直到这件丑闻再也掩盖不住，湮没将我驱逐出境。但这一点是我和我所有同类的共同之处。由于某种严酷的法术，原先区区的乌有之物，当与生命联结在一起时，便成了死亡。于是他们封住门不让我们回去。

后来有了母亲遗弃我的事。同样，那也是大家共有的经历。她们走在我们前面，走得太快，忘记了我们，她们过分沉湎在自己的思绪中，迟早会消失。唯一难解的是，我们期待事情不是那样。

我相信是过桥这件事最终改变了我。走在上面时甚是恐怖。我两次绊脚摔倒。风从北边吹来，因此风的推力和急流的牵引是同一方向，它们似乎势不可挡，而且周围那么黑。

中间发生了什么，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以至于每当我回忆起过桥的情景时，有一个时刻像镜头的凸面一样鼓出来，其余则位于周边，逐渐隐没。仅仅是因为风势骤然加剧，所以我们不得不缩拢身子，迎着风，像盲女扶着墙壁一样摸索前行吗？或者，我们是否真的听见了某个分贝太高而听不见的声音，某句真切得我们无法理解的话，却只感觉那像黑暗或流水一样倾注入我们的神经？

我从来无法果断地分辨思考和梦境。我知道，只要我可以讲出，这是我凭感官认识到的，那只是我的想象，那么，我的人生会大不相同。我将尽力告诉你晓白的真相。西尔维和我在漆黑的夜里走了整整一晚，翻过指骨镇的铁路桥——一座很长的桥，如你所知，假如你见过的话——我们必须走得很慢，因为风和夜色。简单地说，天方破晓时，我们已离湖岸不远，我们在东行的火车隆隆驶出树林、上桥、往指骨镇疾驰而去前及时爬到下面的岩石上。我们赶上下一趟西行的列车，一路在装有家禽的板条箱中间打瞌睡，抵达西雅图。从那儿我们去了波特兰，从波特兰去了新月市，从新月市去了温哥华，又从温哥华回到西雅图。起先我们的路线错综复杂，为的是不被人发现，后来路线错综复杂，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原因要去某个镇而不去另一个，没有特别的原因要留在哪里，或离开。

西尔维和我不是旅人。我们有时谈起旧金山，但从未去过。西尔维在蒙大拿州仍有朋友，所以偶尔我们途经指骨镇，去比尤特、比林斯或鹿苑。我们站在列车的门口，等待湖的出现，然后望着它掠过，试图瞥一眼那栋旧屋，但从铁轨上我们看不见。有人住在那儿。有人修剪了苹果树，移除了死掉的那几棵，重新系上晾衣绳，补好了棚屋的屋顶。有人在园子下脚种了向日葵和硕大的大丽菊。我想象那是露西尔，分外整洁，镇住了废墟的破坏力。我想象装饰用的小垫布，精美挺括，还有食品储藏室鲜艳的帘子。每当我们可能信步踏进门口时，这些东西在那儿以簇新的面貌和淀粉浆的气味喝止我们。可我知道露西尔不在那儿。她去了某个城市，以她做任何事的坚决彻底，赢得怀疑者的赞赏。有一次，西尔维打电话到波士顿的问讯处，查询露西尔·斯通是否有登记电话号码。劳伦斯、琳达、卢卡斯，接线员念道，可没有叫露西尔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她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她。“她可能结婚了。”西尔维说，她一定结婚了。将来有一天，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见人时，我会走进指骨镇，四处打听。我必须尽快付诸行动，因为如今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这一切皆是事实。事实解释不了任何事。相反，正是事实需要解释。例如，我一次又一次经过我外祖母的屋后，却从未在那个车站下车，走回去看看是否还是原来那座房子，可能因火灾导致的必要修缮而有所改变，或是不是在旧址上盖起了新房子。我想见一见住在那儿的人。看见他们，会驱走可怜的露西尔，在我脑中，这些年她一直等在那儿，怀着理直气壮的愤怒，洗洗擦擦，让一切窗明几净。她以为听见有人在甬道上，赶来开门，急切得等不及铃响。结果是邮递员，是风，什么都没有。有时她梦见我们穿着翻飞的雨衣从路的那头走来，弓着背抵御寒风，用她听不太懂的话互相交谈。当我们抬头对她开口时，那些话给捂了起来，单词之间的间隙扩大，韵律膨胀，像水中的声音一样。万一有一晚我真的走到房子旁，遇见露西尔在那儿会怎么样？那是可能的。既然我们死了，如今那栋房子自是她的。说不定她就在厨房，搂着腿上几个可爱的女儿，说不定偶尔她们望着黑漆漆的窗户，发现母亲似在那儿看见的东西，她们看见自己的脸和一张与她们母亲特别相像的脸，全神贯注，饱含深情的凝视，只有露西尔会认出那是我的脸。假如露西尔在那儿，西尔维和我已在她窗外站了上千次，我们趁她在楼上换床褥时，大力推开边门，带进树叶，扯掉窗帘，打翻花瓶，然后以某种方式，在她赶得及跑下楼前再度离开那座房子，留下一股浓烈的湖水味。她会叹息，心想，“她们一点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