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第2/4页）

梅的画像对面是女儿的画像。玛丽·奇弗斯和母亲一样高大白皙，但腰身浑圆，胸部平平，还有点驼背，这是日新月异的时髦潮流所要求的。如果有着梅·阿切尔那被天蓝色腰带轻轻一束的二十英寸腰身，玛丽·奇弗斯是不可能展现她精湛的体育技艺的。这种差别似乎有着象征意味，母亲的生活像她的身形一样被紧紧裹缠起来，玛丽和她一样传统，也不比她聪明，却过着更广阔的生活，想法也更宽容。这么说来，新的法则也有其优点。

电话响起，阿切尔从画像移开目光，拿起手边的话筒。纽约通快信的唯一方式是衣服上缝着黄铜纽扣的信童那种日子已经过去多久了！

“芝加哥来的电话。”

啊——那一定是达拉斯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被事务所派到芝加哥商谈湖畔宫殿的计划，他们准备为一位有想法的年轻百万富翁建造这座宫殿。事务所总是派达拉斯办这种差使。

“你好啊，爸爸——对，达拉斯。我说——你觉得周三出海怎么样？‘毛里塔尼亚号’，对，和往常一样在下周三。我们的客户在落实之前想让我看几个意大利的花园，他们叫我坐下一班船去。我必须赶在六月一号回来，”他欢快地大笑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动起来。我说，爸爸，我需要你帮忙，你一定要来。”

达拉斯好像就在书房里说话一样：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在身边，自然得仿佛他正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旁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中。阿切尔通常不会对此感到惊奇，因为长途电话已经像电灯和五天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稀松平常。但这个笑声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他觉得神奇的是，隔着成百上千英里的国土——森林、河流、山脉、原野、喧闹的城市和忙碌而冷漠的几百万人——达拉斯竟能笑着说：“当然，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在一号回来，因为范妮·博福特和我要在五号结婚。”

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考虑？不，先生，不能考虑一分钟。你必须现在就答应。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行？如果你能说出一个理由——没有吧。我就知道。那就是可行了，嗯？因为我指望你明天一早就给库那得的办公室打电话，而且你最好订好马赛回来的船票。我说，爸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共处了——噢，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芝加哥的电话挂掉后，阿切尔起身在房中来回踱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共处：儿子是对的。达拉斯结婚后，他们会有很多其他的“时光”，这一点他的父亲十分肯定，因为父子俩情同手足，至于范妮·博福特，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她，是不大可能干涉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相反，从他对她的观察来看，他觉得她能很自然地融入其中。但毕竟，改变依然是改变，差别也依然是差别，即使他对未来的儿媳感到亲近，他仍然很希望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儿子单独共处。

他没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只有一个突出的原因，那就是他已经没有旅行的习惯了。梅生前不喜欢走动，除非有正当理由，例如带孩子们到海边或者去爬山：她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要离开三十九街上的房子或他们在纽波特的韦兰家的舒适住处。达拉斯拿到学位后，她觉得有义务进行六个月的旅行，于是全家按照传统游历了英国、瑞士和意大利。他们的时间有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放弃了法国。阿切尔记得达拉斯被迫考虑勃朗峰而非兰斯和沙特尔时有多愤怒。但玛丽和比尔想爬山，也已经跟在达拉斯身后哈欠连连地逛过了英国的大教堂。梅对孩子一向很公平，坚持让他们在体育爱好和艺术爱好之间找到平衡。她还提出丈夫应该到巴黎生活两周，待他们“完成”瑞士后再到意大利湖区与他们会合。但阿切尔拒绝了，说：“我们要在一起。”看见他为达拉斯做出了好榜样，梅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

梅去世几乎两年了，他已经没有理由坚持同样的生活习惯。他的孩子催促他去旅行：玛丽·奇弗斯打包票说，出国“看看画廊”对他有好处。这个疗法的神秘性让她更相信疗效了。但阿切尔发现自己已被习惯、回忆和一种忽然对新事物惶恐畏缩的感觉束缚住了。

此刻，他回望过去，发现自己早已墨守成规。因为明显不适合做其他事才不得已为之，这是一个人完成职责的最坏情况。至少这是他那一辈的男人所持的观点。对与错、诚实与欺诈、受尊敬与被唾弃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让未能预见的事情几乎没有余地。一个人的想象力轻而易举地屈服于生活环境，有一些时刻却忽然超越了平日的水平，开始检视命运里漫长的波折。阿切尔在这一点上思索良久……

这个他成长起来的小世界里还剩下什么，又是谁的标准限制了他，让他屈服？他记起可怜的劳伦斯·莱弗茨几年前在这个房间里不屑地预言：“如果事情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将会跟博福特家的野种结婚。”

这正是阿切尔的长子——他一辈子的骄傲——正在做的事情，然而没有人觉得奇怪或横加指责。连男孩的姑姑简妮——她看起来仍和青春即将谢幕时一模一样——也从粉红色棉毛袋子中拿出了她母亲的绿宝石和小粒珍珠，双手颤抖着亲手送给新娘，范妮·博福特并没有因为没有收到巴黎珠宝商送来的“一套首饰”而失望，而是高声称赞它们老式的美丽，并宣称她戴起来后就像一幅缩小版的伊莎贝油画。

双亲去世后，范妮·博福特十八岁那年来到纽约，和三十年前奥兰斯卡夫人一样赢得了众人的芳心。唯一不同的是，上流社会并没有害怕她、不信任她，而是理所当然地欣然接纳了她。她漂亮、有趣、多才多艺，还要怎样呢？没有人会心胸狭隘地扒出她父亲的过往和她自己的出身这些几被遗忘的事。只有老人们还隐约记得纽约生意场上博福特破产的事，他在妻子去世后默默娶了声名狼藉的范妮·林，然后带着新婚妻子和一个遗传了她美貌的小女孩一起离开了这个国家。后来有人听说他去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又去了俄罗斯。十二年后，美国的游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他在当地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担任代理。他和妻子在荣华富贵中去世，有一天，他们举目无亲的女儿出现在纽约，由梅·阿切尔的嫂嫂杰克·韦兰夫人照料，后者的丈夫被指任为女孩的监护人。这样，她和纽兰德·阿切尔的孩子几乎像表亲一样亲密，当达拉斯订婚的消息宣布时，没有人感到意外。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深刻地展示世界的变迁之快。现在的人们十分忙碌——忙于改革和发起“运动”，忙于时尚、迷恋和琐事——因而无暇顾及他们的邻居。在这个巨大的万花筒中，社会的点点滴滴都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一个人的过去又有什么要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