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记事（第4/5页）

我们在电脑上重放了他的这次练习，抽象出他的动作，推断出他的决策，系统化他的尝试，把这一切汇编成一个算法。这一步绝非无关紧要，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艰苦工作才能把索博的直觉精炼成明确的指示。但是有了索博的动作来当导航灯，穿越无尽可能性的黑暗之海变得可行了。

我好容易才忍住冲动，没对董事会说：“早告诉过你们了。”

索博提醒我，我还没有兑现我的承诺。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而我全神贯注于进展，以致完全忘记了那个承诺。我感到很尴尬。

我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现在他在埃纳迪农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以品种丰富的转基因大米而闻名。

我向他解释了我想要的品种：耐旱，耐高海拔，适应酸性土壤，高产，最好对常见的东南亚害虫有抗性。

“我有几个品种可能适合，”克里斯说，“但这些品种很贵，而我们一般不喜欢把种子卖到缅甸这种地方。不光是政治风险，亚洲大多数地方对知识产权一点也不尊重。我可不想看到整个国家在种我们的稻米品种而不交钱。你知道的，警察和法庭根本不顶事，而雇打手来确保专利权在农民中推行的话，要是上了晚间新闻那可就不好看了。”

我恳请克里斯帮我一个忙，并保证帮助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未授权种子的问题。”他说。

萳族人需要这些米，我想。世界正因他们而改变，而他们需要帮助。

我陪索博回到他的故乡，帮他把几袋稻种扛上山。这肯定是个有趣的景象：矮小的亚洲探险家领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我扛着重担，脚步迟缓地跟在后面，像个奇异的夏尔巴人。

天村：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去亚美利加的旅途和见到的惊异景象记录成结绳。它们现在占满了整整一书架，孩子们每天晚上都来听我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像这样的旅行真的能让人意识到，一个人所了解的事情是多么有限。我离开家乡之前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了，因为我读过的这间屋子里的绳书比村里任何人都多。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作为我跟托穆去美国的报酬，他给了我们一些稻种。这些种子长起来就像着魔了一样。第一年的收成非常好，没人记得以前有这么好过。新米吃起来味道比不上旧的，但总量毕竟多得多。我们举行了一个大庆典来庆祝收成，每个人都喝醉了，就连孩子们也一样。能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新的种子、新的希望，喂饱村里的每个人，这感觉真好。

第二年播种季到来之前，托穆又跟着筏和昂两人过来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背着沉重的背包。虽然我们相识并不算很久，但我已经把他看成像是自幼相识的老朋友一样了，因为自从初次和他相遇以来，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但他看起来很不自在，很焦虑。“我这次来，”他说，“是来卖给你更多种子的。”

“哦，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种子。”我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件事：托穆对于某些东西知道得很多，但他非常缺乏常识。“我们从去年的收成里存下了足够多的种子。”

托穆没有正视我的眼睛，“你们存下的种子不管用，它们是绝育的。”

筏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托穆不得不再试一次：“这些种子不会生长。它们是死的，你必须买新的种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种子怎么可能会长成稻穗却生不出更多的种子呢？

托穆解释说，每个活着的生命里都有许多扭曲的小段绳线，种子里有，我们人也有，这些小线叫做“基因”，它们决定了东西怎么长、长成什么样。基因是由许多小团块穿在一起形成的，这些团块组成了一种可以阅读的语言。

“像萳族人的结一样。”我说。他点点头。

每当有人发明新的基因——也就是一串新词，并把它们放进一粒种子里时，这粒种子就会拥有那个人想要的属性。这些词语让种子变得珍贵。但词语是发明人所有的，其他人如果想栽种这样的种子，需要付给发明人钱。为了保证人们会付钱，托穆解释道，发明人有时必须放进更多的词语，让种子没法生长出新种子。这样人们每年都要付钱。

“如果你试图在没有发明人许可的时候就栽种带有他的基因的种子，那你就相当于从他那里偷窃。”托穆说，“就像是你走进发明人的家里，从他那里拿走了一碗米一样。之所以加进绝育基因，是为了让人们保持诚实。”

这根本毫无道理。如果我拿走了别人的一碗米，这是偷窃，因为那个人就不再有米了。但如果别人教会了我一个新的带有力量的词，我并没有从他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他还拥有那个词。

我尝试着更好地理解这段话：“我们必须付钱才能使用这些词，而你说的这些词在稻种里面打成了结。”他点点头。

托穆之前告诉过我，看我在游戏里面打结对他帮助很大。“那么如果你从我们的书里、从我们结绳的智慧里学会了新词，你也得每年付给我们钱吗？”

托穆笑了，挠了挠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紧张。“不，我觉得不用。我从你们这里学来的东西……很古老，不受保护，没有版权或者专利。”筏不会翻译的词更多了，我也不想请他费心让托穆解释了。如果我从托穆那里学来更多的词，没准儿我也得为这些词付钱。但我理解得已经足够多了，足以明白，托穆觉得萳族能教给他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一直是个傻瓜。我以为我在设法帮助全村的人，可是托穆那一边的交易后面牵着绳索。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我们陷入了某个遥远领主的债务之中，被迫每年向这个领主缴纳岁贡。我把天村村民降到了和那些受制于鸦片地主的农民一样的地位。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卖给商行更多的稻米，再用换来的钱买下托穆的种子。

“种子的价格明年会涨一点，后年也是。”他说，“我拼命乞求我的朋友，才给你弄到了头几年的折扣。你可能得考虑一下如何发展村里的经济，这样才能买得起种子，还可以买些其他更好的东西，比如医药和冰激凌。”

筏说，托穆有些话讲得很有道理。世界在改变，萳族人也应该随之改变。有些年轻人可以下山去工作。筏还知道城市里有很多机会给年轻漂亮的女孩，尤其是如果她们愿意出远门到泰国的话。

我把我和托穆的对话结成了一本书。也许它可以作为对未来的警告，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像我一样短视而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