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回到过去 第十二章（第4/10页）

“路易斯安那？”

“是的！我这儿有本书，我刚才发现！我会把书寄回去——”

“你不用喊，乔治，现在线路好多了。接线员肯定没有把插头完全插进去。我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上帝保佑，你已经离开了。虽然消防队长说房子里没人，我们还是很担心你！”

“你说什么，哈蒂？我海滩上的房子吗？”

但说真的，哪里还有别的房子呢？

“是啊！有人从窗户扔进一只燃烧的汽油瓶！整栋房子几分钟就烧着了。消防队长杜兰德认为是在外面饮酒狂欢的孩子干的。现在坏家伙很多。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核威慑，我丈夫是这样说的。”

哦。

“乔治，你还在吗？”

“在，”我说。

“你手里是哪本书？”

“什么？”

“你手里是哪本书？别让我去查卡片目录。”

“噢，是《查普曼报告》。”

“嗯，尽快寄回来，好吗？我们这儿有不少人等那本书。欧文·华莱士[100]非常火。”

“是的，”我说。“我肯定会的。”

“我对你的房子出事感到非常难过。你有什么财物损失吗？”

“重要的东西都在我身边。”

“感谢上帝。你会不会很快回——”

电话里响起了刺耳的滴答声，然后是空线的蜂鸣声。我把话筒放回支架。我会不会很快回去？

我觉得没必要打过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会当心过去，因为它察觉到了促变者，而且它长着牙齿。

我第二天一大早把《查普曼报告》寄回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

然后去了达拉斯。

8

三天之后，我坐在迪利广场的一条长凳上，看着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立方形砖体建筑。

时值傍晚，天气炎热。我已经拉下领带（在1960年，要是不系领带，即使天气很热，你也必定会招来不必要的注意），解开纯白衬衫领口的扣子，但还是无济于事。凳子后面榆树有限的树荫也没什么用。

我在商业街上的阿道弗斯酒店登记入住时，酒店提供了一个选择：带空调或者不带空调。我多付了五美元，要了有窗式空调无休无止地努力将温度降到华氏七十八度的一间房。我要是有脑子的话，应该现在就去房间，免得中暑。夜晚降临时可能会变凉。一点点儿。

但立方形砖体建筑久久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窗户——特别是六楼右角上的窗户——仿佛正凝视着我。这栋建筑明显有些不对劲。你——假设有你的话——可能会不屑一顾，觉得这只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一切，但这不足以让我冒着酷热停留在长凳上。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感觉之前见过这栋建筑。

它让我想起了德里的基奇纳钢铁厂。

教科书仓库大楼尚未破败，但它传递了同样的威胁感。我记得偶然遇见那根浸在水中、被煤灰熏得乌黑的烟囱。它躺在草丛中，像条在阳光中打盹的史前巨蛇。我记得朝漆黑的管孔里看了一眼，管孔大到人能钻进去。我还记得，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活的东西。那东西想让我走进去，参观一下。或许，参观很久，很久。

进来吧，六楼的窗户低声说，进来看看。这里现在空着，夏天在这工作的船员已经回家了。不过，你要是沿着铁道去码头看看，你会看到门开着，这一点我很肯定。毕竟，这里有什么需要保护呢？什么都没有，只有教科书，连学生们都不稀罕。你很清楚，杰克。进来吧。来六楼。在你的时代里，这儿有间博物馆，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有些还会为被杀害的人以及他可能成就的一切伤心落泪。但现在是1960年，肯尼迪还是个参议员，杰克·埃平还不存在。只有乔治·安伯森存在，一个留着短发、穿着汗湿的衬衫、领带已经拉下来的男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男人。那么，上来吧。你怕鬼吗？你怎么会呢？罪行还没有发生。

但上面有鬼。可能鬼不是在新奥尔良的弹药库街，而是在这儿？噢，是的。只是我没必要面对他们。因为我进入教科书仓库大楼，跟冒险进入德里倒下的烟囱一样。奥斯瓦尔德在实施暗杀之前一个月左右会找到堆书的工作，我在那时候再行动可能会把时间卡得太紧。不，我打算按照阿尔在笔记结尾部分草拟的计划行事，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的那一部分。

尽管阿尔对他的孤独枪手理论很肯定，但阿尔错误地遵循着一个很小、但统计上很重要的可能性。在他的笔记里，他称之为“不确定的窗户”。

就像六楼的窗户。

他打算在1963年4月10日，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前半年多时，永久地关上那扇窗户。我想这个主意有意义。可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更可能是10日的晚上——还等什么呢——我会杀了玛丽娜的丈夫，琼的爸爸，就跟我杀弗兰克·邓宁一样。而且不再内疚。要是你看见一只蜘蛛从地上匆匆地爬向婴儿床，你可能会犹豫。你甚至会考虑把它装进瓶子，放回院子里，让它继续它的小生命。不过，你要是确定这只蜘蛛有毒呢？黑寡妇？要是那样的话，你不会犹豫。如果你心智正常。

你会伸出脚，将它踩得粉碎。

9

对于1960年8月到1963年4月这段时间，我有自己的计划。等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会盯着他，但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因为蝴蝶效应我承受不起。我不知道英语里是否还有比“事件之链”更愚蠢的暗喻。链条（我想，不是那种我们在幼儿园里都学着做过的彩纸带链条）很坚固。我们用链条把发动机组从卡车里拉出来，我们用链条缚住危险犯罪分子的手脚。这不再是我理解的现实。事件很脆弱，我告诉你，它们就是纸牌屋，逼近奥斯瓦尔德——更不要说试图警告他放弃他还没有产生的犯罪设想——无异于放弃我仅有的优势。蝴蝶会张开翅膀，奥斯瓦尔德事件的进展也会改变。

首先可能是细小的改变，但就像布鲁斯·史普林斯汀[101]的歌里唱到的，姑娘，小事有一天会变成大事。这些变化可能是好的，可能会拯救现在是马萨诸塞州年轻参议员的肯尼迪。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历史很执拗。1962年，按照阿尔潦草的笔记，肯尼迪会去休斯敦莱斯大学，做一场关于登月的演讲。露天会堂，没有防弹讲台，阿尔写道。

休斯敦距离达拉斯不足三百英里。要是奥斯瓦尔德打算在那儿射杀总统怎么办？

或者假如奥斯瓦尔德正如他所声称的，是个替罪羊呢？要是他被我吓到，离开达拉斯，又回到新奥尔良，肯尼迪死在疯狂的黑手党手中或者中情局的阴谋之下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勇气穿过兔子洞回去，让一切重来一遍？再次拯救邓宁一家？再次拯救卡罗琳·波林？为了这个任务，我已经耗了近两年。我是否愿意再投入五年，而结果同样捉摸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