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决策：领导的本质（第2/5页）

“二战”期间，为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与地点，整整讨论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大战期间最困难的决策之一。当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最高统帅时已决定战场的地点为法国。计划这个行动的参谋人员选择了 1944 年 5 月为进攻日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日期。艾森豪威尔研究作战计划后，认为必须将进攻的突击师由 3 个增加为 5 个。为了完成人员及后勤的部署与调整（特别是他需要更多的登陆艇），日期必须从 5 月延到 6 月。这一个月的延迟关系重大，因为春天的好气候十分有利于进攻作战。

决定日期的关键因素就是天气。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要决定在北非“发动”或“取消”攻击的时候，天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尔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气候问题则更糟糕。后来同盟国决定进攻，但就在进攻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并非如预测的那样风平浪静，反而刮起每小时 64 公里的强风。这种强风会激起大浪，不但使许多军人晕船，也会让登陆行动格外危险。这种天气也令即将空降到敌军中央的第 82 空降师十分不乐观。马歇尔将军发出电报，他想知道“行动是否照旧或取消”。艾森豪威尔对自己说：“我的反应是，但愿我知道！”然而决定权还是落在他身上。他再度孤身一人，再一次独自斟酌各种风险。如果他现在取消进攻行动，有哪些部队会发生哪种悲剧，因为他们已经因负责的特别任务先行出发，这些部队会因为延迟收到取消的信息无法折返而被屠杀。他们十分看重的奇袭效果也会消失无踪。他再次走到户外去感受风速，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下令：“按原计划进行。风浪虽大，但我相信明天必有好消息。”

但是随着夜幕的加深，风速也在增强。就在等待天明的寂寞又绝望的几个小时中，他只能把玩着他的幸运钱币。心中想着：“除了孤注一掷的祈祷外，我们也无能为力。”

由于进攻诺曼底的时机需要正确地配合月光、潮汐和日出时间等因素后才能决定，当初选定的登陆日期是在 6 月 5 日、6 日或者是 7 日。会在这 3 天中的哪一天行动将依天气而定。艾森豪威尔谈到当时的情形：“如果这 3 天的天气都不理想，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失去隐秘性。突击部队要后撤，之后他们会挤回到由铁丝网围住的原有集结区，那里将变得非常的拥挤，因为他们原先驻扎的地区已被预备下一波行动的部队占去。复杂的行动管制表将被丟弃。士气必然低落。很可能得再等上至少 14 天，甚至是 28 天——这是一个让 200 万人悬疑不定的士气问题！主要战役所需要的好天气会越来越少，而敌军的防卫能力则会随之增强。”

原先暂时定在 6 月 5 日发起进攻。最后要决定这项决议的会议是在 6 月 4 日清晨 4 点召开的，虽然当时有一些先遣部队已经出发了。当时天气非常恶劣，云层很低、风浪很大，种种迹象都显示这次登陆行动会很危险，因为不可能进行空中支援，海军的炮火也会失准。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教他的主要顾问团：海军上将拉姆塞（Ramsay）从海军的观点保持中立立场，蒙哥马利赞成出击，空军元帅泰德（Tedder）则主张不应出兵。但是他们只能建议，终究该由艾森豪威尔来作最后的决定。他决定延后这次进攻的时间。

第二天早上参谋会议再度召开，天气预报说 6 月 6 日是一个好天气，但也许仅能维持 36 个小时。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很生动地描述了 6 月 5 日早上的情景：

当天早上所有的指挥官都出席了，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进来时，他穿着剪裁合身的野战夹克，脸上挂着因沉重的决策压力带来的严肃表情。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穿着他平日所穿的宽松灯芯绒裤及一件毛线衫，海军上将拉姆塞及他的参谋长都穿着整洁的金蓝海军制服。

气象专家们立刻被带进来。皇家空军上校斯塔格（Stagg）——一位高大的苏格兰人，倦容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他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想我们已为您找到一线希望了，长官。”我们每个人立刻洗耳恭听下文，首席气象学家接着说：“从大西洋过来的锋面，其移动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快。”他接着又保证将有 24 小时理想的天气。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开始快速地对这位气象学家发问。当他们问完后，全场持续了整整 5 分钟的静默，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房间后面整排书架前的沙发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作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如此寂寞与孤独。他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像平常一样地站起来在房里快速踱步。他很紧张，考量着天气的各种影响，就像从 4 月起做的各种演习过程一样，同时他还要盘算着其他无法预估的因素。

终于，他抬起头望着大家，而且脸上紧绷的表情也消失无踪了。他迅速地说：“好吧，我们上！”

历史记载这次登陆行动非常成功，但在一个指挥官的内心深处，他是如何度过这漫长的煎熬去作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件事：“再一次地，我必须忍受从高层指挥作出最后决定后，到行动成败初步结果出现之间的煎熬等待。”

尽管在作决策的前、中、后都有许多人围绕在他身边，但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艾森豪威尔在战时写信给他的朋友说：“高层军事指挥官最难受之处在于孤独……”

一些美国最高三军统帅所面临的重大决策挑战都落在杜鲁门总统的身上。在罗斯福总统过世前，杜鲁门只当了 83 天的副总统；自从他在“一战”以陆军上尉的军衔在欧洲服役后，就再也未到过欧洲；他从未被邀请到白宫西厢的作战室，听取每天让总统了解战争进行情形的简报；他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或听取相关简报；他并不了解美国和苏联对波兰的许多争议；他对原子弹的发展一点儿概念都没有；而且他从未上过大学。

在杜鲁门宣誓成为总统的第一个月中，他必须要作许多迫切而且重大的决定：是否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如何处理战败德国占领区的问题，如何说服苏联向日本宣战，以及如何处理苏联在华沙建立一个共产政权。不难想象，杜鲁门总统为何要将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定名为《决定性的一年》（Year of Decision）。他在前言中写道：“美国的总统承担了非常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非常独特且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