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决策：领导的本质（第4/5页）

罗维特的立场是，是否要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总统的决定，而且要毫不犹豫地加以执行，他只是非常顾虑马歇尔会因此辞职，所以他先和马歇尔讨论了这件事。马歇尔的反应是，他“要向他的上级，也就是总统负责，他的意见在据理力争后还是未被采纳，现在他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一些马歇尔的朋友主张他应该辞职，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反而告诉这些朋友，总统有权作这个决定，而马歇尔的责任就是执行总统的决定。承认以色列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决策过程，可以充分显示杜鲁门的决策风格，以及马歇尔虽然极力反对承认以色列，但他仍然无私地执行三军统帅的决定，马歇尔始终都是一位好军人。

马歇尔将军于 1939—1945 年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必须比任何人作更多非常重要的决定。他是否遵循哪种决策方法与程序来帮助他作决定？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没有比这个模式更好的了。

马歇尔依靠一群非常有才能的军官来协助他作许多必须作的决定。他建立了一个他称为“秘书处”（the Secretariat）的团队来帮助他决策。

当马歇尔将军在 1939 年，也就是“二战”前及战争期间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柯林斯少将说：“当时需要由参谋长或其副手来作决策的研究报告通常由总参谋部相关部门先行准备。”柯林斯曾是“秘书处”成员，也在 1949—1953 年担任过陆军参谋长。他指出：“根据这些研究产生出的行动报告（Action Papers），首先是送到瓦德（Ward）上校的办公室，然后由他分配给他的助理，准备向副参谋长或直接向参谋长报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被分配到 5—10 份报告。当我在‘秘书处’的时候，并没有给每人指派特定的主题。我们要审查分配到的报告，检查明显的错误、不完整或不清楚的部分，并对一些我们认为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厘清，然后再向他们针对每一份完成的报告进行简报。”

坊间出版了许多有关决策的书籍，但是没有一本能够超过马歇尔将军非常简单的决策方法。这种决策方法也是许多马歇尔将军所带过的优秀军官们普遍奉行的。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了美国的高阶将领。柯林斯写道：“马歇尔将军要求所有参谋的书面报告，不论其议题有多复杂，都要缩减到两页或者更少。其格式也有严格的限制：第一部分先要描述问题的本质；然后是有关此问题的相关因素及其正反面看法；有需要时附简短讨论；结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议行动方案。需要提供较详细的背景、讨论或解释的附件可附在报告之后，但只在报告本文中加以简要注解。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档案可能有大约 2.5 厘米或者更厚，但凡是要长官作决定的报告都要简化到两页或者更少。这种要求强迫其参谋要作更缜密的分析以及更明确的建议。”

柯林斯进一步回忆：“在向长官进行口头简报时，我们使用最少的小抄，并且专注在报告的主要关键点上。我们必须准备回答任何来自参谋长或其副手的问题，以及提供任何他们想知道的问题的更详细资料。如果报告需要由参谋长亲自签署文件，或是该决策会影响到重要政策时，就必须直接向参谋长作报告。马歇尔将军从过去的共事经验中熟知每一位成员，并尊重我们每个人的判断。马歇尔鼓励我们对建议的方案提出不同的意见，或者提出任何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欧洲战场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是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马歇尔的下属。当奥马尔·布莱德雷少校在步兵学校兵器组担任少校组长时就开始注意到史密斯“绝对聪慧与具有分析能力的头脑”。马歇尔看过史密斯的一个课堂简报后立刻向布莱德雷说“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官”。

1939 年，布莱德雷当时是马歇尔参谋团的助理秘书。他想起在步兵学校表现优异的史密斯，并将他推荐给马歇尔，请他来协助处理马歇尔与外界往来的各种信件。史密斯没多久就成为马歇尔将军不可或缺的一位参谋，他非常清楚如何将马歇尔将军的想法写出来。

身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罗斯福总统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他不能忽视一些不可避免的政治问题。罗斯福总统对许多事情非常坚持要有决定权，同时又要避免干预纯军事方面的事务。这对马歇尔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实际挑战，因为罗斯福总统是一位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决策者。罗斯福总统的白宫军事助理是埃德温·华生（Edwin Watson）少将。沃尔特·史密斯就是被分派到与华生将军对口，这项任务史密斯做得非常成功。具有外交手腕的史密斯能将白宫与战争部间的政治干预程度降到最低。

史密斯将军的传记作家曾写道：“有能力去作决策，并有足够的自信能挑剔马歇尔的人在陆军部可说是凤毛麟角，但也是明日之星。”艾森豪威尔也提到一段马歇尔告诉他的话：“战争部有许多非常有能力的军官，他们能作很好的分析，但是通常要把问题交给我，让我来作最后的决定。我需要的助理是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并对我汇报他们做了些什么。”

马歇尔指示布莱德雷说：“除非我听到所有赞成以及反对行动方案的意见，否则我不知道我是对的还是错的。”马歇尔将军也非常坚持，即使与他的意见不合，他的参谋仍然可以作决定，当然这些部属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决定。就这样，马歇尔创造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环境。

亨利·阿诺德将军曾经在马歇尔将军麾下指挥陆军航空队。在其全盛时期，陆航部队有多达 240 万人与 8 万架飞机。阿诺德是一位活力充沛的决策者。霍华德·C. 戴维森（Howard C. Davidson）少将曾这样说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观察阿诺德将军，因为我在其麾下担任过第 19 轰炸群的指挥官，以及后来我担任航空部队长的执行官时，阿诺德为副部队长。阿诺德将军作决策非常快，虽然有时是错的，但大部分都是对的，因为阿诺德无时无刻不在搜集关于航空部队人与事的资料。即使是在一个社交场合，像是鸡尾酒会或是晚宴，他都会向人请教许多问题。假如有位飞行员从阿拉斯加来到华盛顿，阿诺德通常会邀请这位飞行员共同进餐，然后请教许多有关阿拉斯加的问题。”

阿诺德将军对资料求之若渴的态度对他的决策非常有价值。在“二战”参战前，他曾邀请一位驻柏林的陆军武官为空军参谋演讲。他把握住各种不同的机会，邀请美国的制造商访问欧洲以研究并搜集当地制造飞机方式的资料。在他去过德国之后，他曾经要求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先生对他作有关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能力的简报。在这次简报中他也特别邀请了陆军参谋部参谋以及战争部长参加。阿诺德将军希望由“孤鹰”（Lone Eagle，即林白）给大家口述他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为的就是印证他所担心的事情——德国一直在增强其空军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