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决策：领导的本质（第3/5页）

“很少人有权为总统发言，更没有人能替总统作决定。没有人能够知道总统作重要决策过程中的思考程序与阶段。即使是他最亲近的参谋，或是他的家人，也不能完全了解总统做某些事情或得到某些结论的所有原因。作为美国的总统就是要能承受孤独，尤其是在作重大决定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时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回复一个朋友有关杜鲁门总统的领导风格时说：“总统是一位非常直接、果断、简单，而且完全诚实的人。”这些人格特质都指出杜鲁门总统是一位非常有品德风格的人，这种特质对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曾于“二战”期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曾与罗斯福总统和其行政当局密切地工作达 14 年之久。当他比较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时，他对杜鲁门总统的评语是：“你可以带着问题走进杜鲁门总统的办公室，出来时你就有了他的决定，我从不知道任何人能这么快速地作决策。”

有批评者指控杜鲁门总统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时过于“草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杜鲁门总统曾说：“我对于原子弹的知识来自上任后，史汀生部长向我作的全盘报告。他告诉我，当时此计划已接近完成阶段，预期在四个月内可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史汀生部长接着建议我出面召集最优秀的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并要求他们仔细研究新武器对我们有何冲击。”

这个委员会直接由陆军部长史汀生负责，杜鲁门总统接着写道：“他们建议，一旦完成就应该尽早使用原子弹来直接对付敌人，他们接着建议在使用时不必有任何的警告，同时要能针对一个特定的目标明确地展现其雷霆万钧的威力。我当然也了解引爆一颗原子弹将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伤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委员会中的科学顾问团指出，‘我们无法提出其他有可能使战争提早结束的技术论证，除了直接的军事使用外，我们看不出其他可行方案’。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有可能结束战争的技术上的威力展示，例如投掷到一个无人海岛上。它必须是针对敌人的一个目标。

“然而，在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还是须由我来作最后的决定。我视原子弹为军事武器，从未怀疑过它应被使用，我的军事顾问们建议使用，且当我与丘吉尔先生谈及此事时，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假如使用它能有助于结束这场战争的话，他也支持我使用这颗原子弹。”

有些时候，杜鲁门总统在作重大决定时，也会将其最亲近的顾问所提的建议放在一旁。美国在 1948 年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共和国的决定。“二战”后，英国在财政与军事上几乎都破产了，而且必须放弃许多受它管辖或影响的区域，例如巴勒斯坦。负起这个受创且多难的土地的责任转移到联合国，最终又落在美国的身上。

杜鲁门总统对于犹太人的悲惨命运非常同情，尤其是当他想到“二战”期间，犹太人所受到的种种迫害与大屠杀，以及其许多幸存者在内心深处很想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杜鲁门总统对这样的渴望非常敏感，这是出自对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且他也相信这些犹太人应该有权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杜鲁门总统最重要的顾问们都反对他协助以色列建国的决定，其中包括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杜鲁门总统的主要国务院顾问及苏联专家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还有迪恩·艾奇逊。他们相信，从美国国家安全角度而言，以色列建国将埋下一个很大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越来越深。承认以色列建国，将是对阿拉伯世界一个极不友好的举动，而且可能挑起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必要时，美国可能需要派军队去援助以色列，而此举可能将阿拉伯国家推向苏联阵营。

杜鲁门总统几乎都会听从外交政策顾问们给他的建议，但当英国的统治将在 1948 年 5 月 15 日结束时，他还是决定美国要承认以色列。

一位传记作家对于这个议题的主要会议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马歇尔将军非常愤怒，他认为杜鲁门总统是屈服于政治压力，对这位老将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原谅的罪恶。于 5 月 12 日在布莱尔大厦（Blair House）进行的会议中，他听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提出承认以色列的各种说辞时越听越气愤。他对允许一个像克利福德这样的政客参与这个会议，并讨论如此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感到愤怒。克利福德回忆当时他很不安地看着马歇尔的脸由白转红。

马歇尔将军当着杜鲁门总统的面指着克利福德说：“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在这个地方。”当时房间里的所有人从没见过这位老将这么严厉无情过。他冷酷地对杜鲁门总统说：“假如你附议克利福德的话，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假如我还去投票，我一定投反对你的票。”杜鲁门总统从他认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美国人”口中听到这番话，就如吃下苦得难以下咽的药一样难受。

罗伯特·罗维特提到，那天在会议中杜鲁门总统的表现“非常明显是政治导向打败了其决心”。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家福瑞斯特·C. 波格（Forrest C. Pogue）为当时的决策过程提供了进一步的解说：“当马歇尔聆听大家的讨论，他能够看到罗维特的指控有其真实性，克利福德完全是以政治的角度在谈这件事——因为在美国境内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承认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家，将对美国总统大选非常有助益。他说这么做了，将会伤害到总统府。很可能是因为克利福德那天的言行激怒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将军跟着说，这样一个议题不能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国内政治的考量，克利福德也不会在该会议中。马歇尔接着建议，大家在 5 月 16 日之后再讨论这个议题。杜鲁门总统很快看出这个会议将要失控，他说他倾向于同意马歇尔的看法，大家可以再考虑一阵子。”

犹太领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知道了 5 月 12 日会议中讨论的内容，他们马上给杜鲁门总统施加政治压力，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于 5 月 13 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恳求信，这让总统大受感动，隔天杜鲁门总统就打电话给克利福德，要他去安排下午承认以色列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