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

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满八周岁的玄烨在聆听了父亲的遗诏后，宣誓“恪遵遗诏”，继位为皇帝。当时，他可能根本没听懂遗诏里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那份遗诏里面，顺治皇帝历数了自己十四条罪过，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过分亲近汉族官员，导致满族官员没有心思做事等等，实际上等于用皇帝的口吻将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这份遗诏从皇帝临死到最后定稿，中间经过了大约十多个小时。因此，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志，而非出自福临的本心。

七年后，康熙七年正月，已经亲政半年的康熙皇帝为父亲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将顺治遗诏中对自己的批判翻转了过来。如顺治在世时，苦读经史，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大量选拔汉族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等等，过去一股脑的罪过，如今全部变成功德，并且成为康熙皇帝执政的基本国策。此时的康熙或许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这个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庞大国家，未来的自己，将要在这里汲取很多东西，并且会比自己父亲走得远得多。

事实上，形势使然，他们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机制下，这种颠三倒四已经应该被看成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熙继位时，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扬州、嘉定、江阴、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长久的伤痛，薙发、圈地、逃人、投充之类更是恶名昭著。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江南科场案，顺治十五年发生的奏销案，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哭庙案和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无不令人谈而色变，使那一时期变成了一个真正血腥的时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难。而人心恰是这江山的根基，没有人心支撑的江山，将恍如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伙会在什么时间轰然砸下。

康熙亲政时，同一职级的满汉官员，满族官员的级别高于汉官。譬如，满族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汉族尚书、左都御史则只有二品；满族大学士为一品，汉族大学士只有五品。其他职位也全部如此。当时，同样是尚书，汉官见到满官时，需行跪拜大礼。稍早一点的观察家甚至记载说：满洲八旗的低级官吏甚或兵卒，时常会在不高兴时，用马鞭抽打高级别的汉族官员，或是饱以老拳。

康熙八年，将鳌拜打翻在地之后，康熙皇帝大权在握，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拉平。他大力宣扬满汉一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也开始选拔汉族官员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贤能，不论是满是汉。吴三桂发起三藩之乱时，以为大清朝已经没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谁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汉族军政官员，却在平息叛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显然得益于他亲政后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刚刚有了一点转机，康熙皇帝便又举重若轻地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天下贤才。这是在清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笔运作，不但大面积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敌对情绪，而且将全国富有影响的学者几乎一网打尽，导致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大美谈与盛事。若没有对社会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没有偌大的心胸格局与才干，恐怕是断然难以做到的。

这博学鸿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创的一个玩意儿。

本来，科举考试中没有这么一个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开元年间曾经开创了一个“博学宏词科”，就是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里面，再考选才学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后来，因为难度太大，虽然一直在延续，却没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这么一个“博学鸿儒科”来，虽然只有一音两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词”变成“鸿儒”，意思就完全变成两回事儿了。鸿儒者，硕德饱学之大儒也，是学问之集大成从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现身，是可以蓬荜生辉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于是，一时间，能被推荐参加这场考试本身，已经成了读书人极大的荣耀，何况是皇帝亲自主持考选。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心里想的那点事儿，从而设了这样一个局，真是够难为他的。

在为此发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认为：自古一代之兴盛，必定需要天下贤才振兴文化、共襄盛举方可达成。因此，他下令，全国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品学兼优、学识卓越，不管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在推荐之列，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随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搜求荐举人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