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第2/7页）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这一手，看起来又像开玩笑似的，显得很不正经。然细细品味起来，真是厉害无比，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现实政治中显现出来。孟森先生指出：后来，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大批“理学、政治、考据、辞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意思是说，在康熙皇帝所选拔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个最重要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会如此评论说：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计也。这是一种大聪明，用来对付中国文化人的小聪明，应该是足够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够的话，可能想学都学不来。

就这样，康熙赢了。他不光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还赢得了天下人的心。人们意识到：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国家。遥想当年，这十五岁的康熙小皇帝恶作剧一般扳倒了鳌拜；如今，又轻喜剧一样就把天下最富有号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收拢到了自己一方。从一般人的心理判断，他们即便心里不高兴，也很难鼓起劲头再去和康熙作对；即便能够鼓起劲头去和康熙作对，他们能够号召多少人跟着走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请你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你不愿意，那么，你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号召大家反对他呢？仅仅以种族为号召吗？这恐怕会让人觉得偏狭了一些，很难唤起人们的共鸣。后来，雍正时代的著名文字狱“曾静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经颇有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了。

此后，坚冰出现了明显解冻的迹象。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在经史方面名气极大。他和老师一样，誓死不与清朝合作。被列入荐举名单之后，他坚辞不就，地方官拿他毫无办法。如今，一大批远远不如他的人被皇帝请进翰林院，还要让他们修明史，这使万斯同痛苦万分，因为，修明史是他的终身梦想。他十分恐惧，害怕这帮家伙糟蹋了这个机会。终于，黄宗羲同意他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明史。当时，有关方面负责官员见这位刀架到脖子上都请不动的万斯同，居然肯大驾光临，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康熙皇帝也立即授予他翰林院撰修官之职。他坚决拒绝，声明自己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取俸禄，只以布衣之身参与明史修撰。若干年以后，这位可敬的大学者就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去世的。

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后一年，黄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不仅于此，这位中国晚明前清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康熙皇帝是“圣天子”。而正是这位黄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胁，在著名抗清诗人张煌言兵败被处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在数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说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对康熙皇帝，黄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来赞助国家的文化事业。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够出色，大约很难令黄宗羲有这样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黄宗羲同属超一流大家的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走，联络抗清志士。如今，态度变得日益温和，从视大清政权如寇仇，到开始关心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治理。康熙皇帝玄烨所做的一切，显然在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康熙皇帝在做这些事情时，前方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打得死去活来。一场血肉横飞、意义重大的战争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居然让康熙收发自如的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