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6/11页）

当时，洋房里有英军看守，看到外边围聚了大批中国百姓，英军士兵从洋房二楼向下投掷石块，试图驱赶百姓。面对如此野蛮的行为，围聚的百姓们更加愤恨不已，此时一个名叫苏亚炳的升平社成员正好从此路过，询问事情原委后，顿时觉得英军士兵欺人太甚，于是便率众冲击洋房，试图打开大门。可是洋房大门紧闭，而且英军士兵不断地向外投掷石块，致使百姓们不敢靠近。苏亚炳见此情景甚是愤怒，他发现洋房旁边不远处就是十三行的商铺，联想起很长时间以来十三行的人和英国人狼狈为奸，于是率众直奔该商铺，搬起大石撞开大门，带领百姓一拥而进，然后放火将商铺点燃。

英军士兵见此状况，急忙赶来扑救，苏亚炳大喝一声，拔出腰刀向英军一通猛砍，英军士兵立即开枪还击。混战中有两名英军士兵当场毙命，苏亚炳、李亚三、何亚郁等数人也都被英军开枪击中负伤倒地，其中五人因伤重而殒命。愤怒的百姓全都高喊“杀贼”，全力阻止英军士兵灭火，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方才熄灭，共烧毁英国人四间房舍。这就是当时火烧十三行的全部过程。

事后两广总督祁贡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此事，说是“民洋争吵，致使洋楼失火”。祁贡这种说法，具有试探性，因为他十分清楚道光皇帝内心对英国人一直是抵触的，而这个事件确实也给英国人带来了损失，所以他采用了“民洋争吵”这种模糊的说法—只是汇报了过程，而没有界定责任。当然，这也源于道光皇帝在去年下的一道谕旨中的一句话：

粤省士民，因该夷情形傲慢，激成公愤，迥非借端滋事者比。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皇帝陛下是偏向社学的，所以火烧十三行事件出来后，祁贡的态度一定会是小心翼翼的，事实证明祁贡的判断是正确的。道光皇帝接到奏报后，特别指示祁贡要秉公办事，而且道光皇帝给祁贡下了死命令，要“总当使洋人服输，不致有所借口，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道光皇帝等于清楚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让祁贡不要追究社学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尤其不能采取暴力镇压的方法，也是乘机利用民间力量打击一下英国人嚣张的气焰。

知道了皇帝陛下的明确态度，祁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也就有了底气。璞鼎查事后给祁贡写信，提出索赔的要求。祁贡因为有了道光皇帝的明确指示，所以面对璞鼎查也不敢过分软弱。他回复说希望璞鼎查不要过分纵容自己的士兵，当地百姓一旦万众一心，绝对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力量，一旦触犯众怒，后果更加不可设想，真要是到了那种局面，大清政府也将无法控制局势。

祁贡的态度让璞鼎查备感无奈，可是他也明白，这话并非危言耸听，大英帝国可以打败大清帝国，但绝不想就此陷入由民间力量所引发的报复行动中，那样英军在中国将会应接不暇，这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在华利益。璞鼎查最终放弃了索赔，这也意味着火烧十三行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火烧十三行，虽然是一起突发事件，而且源于民间，并不是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是道光皇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透露出这位在鸦片战争中遭遇不断失败的帝王，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憎恨。道光皇帝深知，仇恨要想持久，必须以民间力量为基础。他的这种态度又作用于民间力量对抗英国人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看，火烧十三行不过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5. 来自民间的抗争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但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排斥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从他支持民众对抗英国人中就可以看出。事实上火烧十三行是民众反抗英军欺压的一个开始，从1843年到1850年间，民众反抗英军的事例层出不穷，而道光皇帝的态度则是继续争取民心，利用民众抗争来实施自己排斥英国人的目的。这一节我们就来举例说一说其中两起事件。

第一个事件：禁租河南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间，英国军舰突然驶进珠江，向清政府提出六点要求：

1.英国人两年后自主住进广州城；

2.英国人要在广州河南岸建大片洋房；

3.在十三行开河截段；

4.设立天主教堂；

5.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6.在天津通商。

英军将上述条件形成文本交给了清政府代表，要求清政府在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可是没等十日到限，英军便开始在广州河南岸划地分解，开始动工建洋房。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广州百姓的强烈愤慨。广东省各界共同商议决定，每个商铺捐出一个月本铺租金，可以凑得经费三百余万两，并集齐十万兵勇，准备与英国人一战到底，同时修书一封，向英国人发出警告。

珠江南岸，旧称河南，与省城广州相对。那里虽然人口众多，但地方狭小，居住在此的人大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靠着宝贵的、狭小的这块河南地皮艰难地生存。在河南西部有一块水陆十分便利的地方，与广州城的洋楼隔水相望，这个地方隔岸临海，英军如果占有此地，便可以封锁西面的通道，或阻截来自珠江的过往船只。

另外，在河南地的南面，地势随河道而波折，随着曲折处一直向下，就是进入西南乡的凤凰河，向东是鸡鸭窖。如果在河道曲折之处建一座炮台，就可以完全扼住广州通往两侧的河道咽喉，因此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

这块地区的价值显而易见，英军想逼迫清政府答应划地，应该是蓄谋已久的。英军先是用重金想要购买，在遭到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后，开始采取变诱为掠的方式。璞鼎查不等清政府给予答复，便擅自在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二、三、四日（1844年5月18、19、20日）连续三天前往河南洲头进行丈量，并插旗为界，强行占领以造成既成事实。

河南地带的百姓面对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决心对傲慢的英国人进行惩罚。于是在社学的组织下，四月五日（5月21日），百姓们聚集在双州书院，经过商议后决定给璞鼎查首先送上一封警告信，明确告知，百姓坚决不答应出租河南地，英国即使动武也吓不倒我们！然而社学代表将信交给英军代表后，经过很多天的等待，依旧看到英军在继续丈量土地，并不见英军有什么回复。于是百姓们联合起来要求当地乡绅向英军提交一份强烈的抗议书，这就是《河南合堡四十八乡绅耆投词》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