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5/11页）

之后没过多久，在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43年12月16日），达洪阿和姚莹就被重新起用，道光皇帝甚至任命达洪阿为哈密办事大臣，等于是委以重任。

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对台湾案件给予了彻底平反，将穆彰阿贬黜，并下诏向全国表彰达洪阿和姚莹在台湾地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英勇表现。

台湾案件虽然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所发生的一段外交插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内心的悲愤，明明是英国人无理取闹，却还要象征性地处罚根本就不应该处罚的人。事实上，道光皇帝的这种悲愤，在他之后剩下的皇帝生涯中一直存在，而且在一个又一个涉及英国人的事务中，总是能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4. 火烧十三行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点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情绪中便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地的广东，对外国的反侵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两个附件，争取了英国在华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关税协定的特权，而后法国、美国等国家也先后要挟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条约，这更加让百姓们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纵观当时，广东地区的形势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如条约签订之后预期的那样稳定。当地百姓对英国人的憎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减弱，甚至对英国人的斗争有了一种新趋向。

例如，在当地民间散发的《告谕英商大略》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英国人侥幸得志，勿视为中国之弱也。事实上这已经表明了一种决心，那就是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改变对抗英国人的态度。

虽然当地百姓的这种态度来源于对外来民族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但其中也有英国人战后在广东总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傲慢地对待中国人的表现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广州等地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商人与当地百姓交易时，表现出恃强欺人的架势，因此与当地百姓经常发生冲突，以致生出许多事端。

例如，英商中的役吏在街市劫掠布店货物；购买物品时如果议价未成，挥手便殴打卖货之人；英国人在街市上遇到当地百姓，动辄大声呵斥避让，如果稍有怠慢，便挥鞭抽打。英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引起了当地百姓极大的愤慨，而他们又有一种“骁健多好义”的品格，痛恨英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不法，便自发组织起来对抗英国人，这其中具有广东特色的反抗英国人的“社学”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学，也称为书院、义学，其前身是当地地主富户们创办的“团练”，用以缉捕盗贼、保民安境。鸦片战争期间，社学成为广东当地百姓编练义勇、抗击英军的组织。《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各地的社学组织互相联络壮大声势，决心对抗英国人到底，并约定“同患相扶，协力共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

按说社学对抗英国人的这个宗旨，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相符，应该是被清政府限制和打压的，然而从当时社学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显然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支持分不开。例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时候，道光皇帝让大臣特别起草了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发到广东，其中就有对广东社学的激励话语：

恭读上谕，“士民众果有勇猛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憝，或申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有非常之懋赏，钦此！”士民等钦奉王言，共引团练，仿轨里连衡之制，指愿得百万之师，按赏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无事则各归农业，有事则协心从戎，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

而且在升平社建立的过程中，道光皇帝也指出：

该省西北乡绅士，敌忾同仇，深知大义，着查明首倡义举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具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剀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并经调拨运用者，亦必慨如赏赉。

在道光皇帝的这种鼓励之下，有了朝廷主战派的大力支持，社学组织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迅速发展壮大，由地方绅士组织领导，以下层百姓为基础，可以说人力财力都来自于民间。社学组织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它的抗英斗争才会持续不断，且声势越来越浩大。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九日（1844年4月26日），广东巡抚程矞采在奏文《绅士捐建升平社学公所由》中提到，社学组织成立一年多来，城东南各路，全都闻风而起，各自选择燕广墟、沙梨园及广州河南（珠江沿岸）等处先后建立东平、南平、陆平各社学公所仿照团练而行，各社壮勇少的达到几千人，多的达到了万余人。

社学自成立之初，就以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对抗英国人，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因此在社学领导下的广东地区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的抗英斗争—火烧十三行，便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十三行是清朝时期广东地区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又以牙行经管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事实上，当时官方虽然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但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购销买卖等业务。可是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人为更多地赚取利益，其中很多人与英国人串通勾结，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恨。

这种愤恨经过长时间的积攒，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1842年12月7日），因为一次突发性事件，而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十三行的暴力复仇。

当天，一名英军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而拒不付钱，陈亚九向其索要，士兵恼羞成怒，拔刀刺伤了陈亚九的右臂，陈亚九顿时疼痛难忍大声呼救。当时在附近卖糕点的李亚华以及来往的百姓看到陈亚九被英军士兵欺负，心中愤恨不平，便一齐围住该士兵，帮助陈亚九讲理要钱。士兵自知理亏，冲出人群后躲进附近洋房，并将大门紧紧关闭。以李亚华为首的百姓们在后边紧紧追赶，随着人数越聚越多，洋房逐渐被围得水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