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庆明：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4/8页）

熊：力学所第四个研究室是什么情况？

谈：除分别研究“上天”、“入地”、“下海”的第一、二、三研究室外，力学所还成立了第四研究室，主要为工农业服务，研究工农业生产技术中与力学有关的问题。之所以成立这个研究室，是因为有一些人员政审不合格，不太好安置到前三个需要保密的研究室中去。第四研究室的负责人是郑哲敏先生。另外三个研究室的负责人分别为：第一研究室（“上天研究室”），我的老师林鸿荪；第三研究室（“下海研究室”），潘良儒先生；第二研究室（“入地研究室”），钱寿易先生。第二研究室内部，除火钻组外，还有爆破组和渗流组。前者由许澍新任组长，研究定向爆破筑坝、爆破深耕、爆破打井等技术，后者由我任组长，研究石油渗流力学问题。

钱寿易深得钱学森重视

谈：钱学森看得起的人不多。但有两个人他很看重。一个是郭永怀，他亲自写信请他回国，到力学所来做副所长。第二个是钱寿易，他也亲自写信请钱寿易回国。钱寿易先生是土力学专家。在二室的成立会议上，钱学森亲自把他介绍给大家，说钱寿易先生是世界土力学权威Terzagi的得意门生，希望大家在他的指导下好好工作。钱学森知道，中国急需土力学人才，所有的土木结构、建筑、土壤、水利、道路都离不开土力学，所以请钱寿易先生回来。请回来时，正逢“大跃进”运动，不能建立土力学研究组了。他不是搞土的研究的嘛，那就到“入地研究室”做主任吧。他是土力学专家，可对于怎么打到地心去，不会啊，对爆破他也不懂。可是，他本人非常谦虚，不拿专家架子不懂装懂，有事便找大家商量。

1960年后，全国执行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各单位开始搞调整，钱学森对钱寿易说：“对不起，之前耽误你了，现在有条件了，请你建立土力学研究室。”从那个时候起，他才真正开始一显身手。记得他当时派了人去调查上海的地面沉陷问题。上海的国际饭店是1934年建立起来的，有24层，曾为“远东第一高楼”。我小时候就住在旁边，记得在那个时候，它就开始沉降，第一层几乎全在地底下了。他指导他的研究集体，结合现场测试和理论分析，得出重要结论：沉降是因抽取地下水引起，必须控制地下水的过分抽取。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等运动，钱寿易先生的作用早就显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不少美国人，包括一些专家和权威来中国搞协作。其中有人说：“我不和你们力学所合作，不和你们中国科学院合作，我只认钱寿易。有他的名字我就相信，其他的我都不信！”他的名声达到了这种地步。记得他回国后不久，曾给我看过一份美国的大报。上面介绍，美国最早的重型轰炸机的跑道，是他设计的。别人做不了，是他研究设计做成的！他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啊！可咱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只在调整时期让他工作过一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土力学研究室被解散，他和其他知识分子被迫去参加劳动改造。

“超声波化”和“除四害”

熊：力学所本来是按钱学森先生的设想成立的，而他又亲自否定了自己的设想？

谈：党委书记杨刚毅虽然也有问题，但就1958年力学所的转型而言，钱先生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他有时候也头脑发热。我跟你们说一个例子。1960年全国搞了个“超声波化运动”：有人将管子的出口轧扁，让气流通过扁的管口吹出来，声称那样就产生了超声波，而超声波很神奇，在生产、生活上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对于这样的“新事物”，钱学森当时很感兴趣。他在力学所的小礼堂主持召开动员大会，说全国已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咱们力学所也要全所动员，赶紧跟上。我是死脑筋，不信那些传闻，就举手提问。钱先生停下来问：“谈庆明，你有什么问题？”我说：“钱先生，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请问，这些例子中超声波的频率是多大？”他不理我，他环顾四周，然后说：“你们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啦，谈庆明同志还提这样的问题。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去干。什么频率得到的结果好就用什么频率嘛。”我当时就认为，钱先生的态度不太科学。因为就算超声波真有传言的功能，弄清楚频率也是必要的，这个频率的超声波在这件事物上起了作用，并不意味着在别的事物上也能起作用。

熊：“超声波化运动”和“亩产万斤”类似，都是违背科学的大笑话。想不到钱学森不但鼓吹后者，对前者也是十分支持。看来，他要么是头脑发热，缺乏洞察力，被那些所谓的“新事物”给骗了；要么目光如炬，没有被骗，却选择紧跟上级。不论是何种情形，这都不是一个大科学家该有的表现。

谈：“除四害”时，钱学森也表现得像一个普通人。政治运动中，化学流体力学组和物理力学组的行政活动都归我管，钱学森虽然是所长，但作为物理力学组的一员，也归我照料。等我把其他人的任务都分配完了后，我带着他，我们两人一组去除苍蝇。我们每人带着一个火柴盒、一双筷子，到现在的科学院图书馆附近的大操场上，钻到一个简陋的厕所里去寻捡苍蝇的蛹。我们用筷子将蛹夹到火柴盒里，带回去计数交账。

当时在力学所北边的三星铅笔厂附近，有一块方形的麦地。我还和他一起，每人带一根顶端系有红布条的竹竿，到那里去轰麻雀，一人负责一块地段，务必不让麻雀飞下来休息。麻雀心脏很小，老是飞个不停，就会掉下来死掉。当时有动物学家写文章说，麻雀不但吃粮食，还吃害虫，并不是单纯的害鸟。但他们的话没有用，全民打麻雀的运动照样举行。没过多久，林子里鸟都没有啦，害虫多了起来。哎，当时就搞这些名堂，科学研究不做了。

郭永怀和他的师兄钱学森可不一样，“大跃进”时期，他很少吭声，并不争先恐后。1959年初，他已经意识到前一年忽视学科、片面强调任务的错误倾向，在全所大会上布置1959年度任务时，专门告诫大家说：理论工作及设计、加工等技术工作，要“一竿子插到底”的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工程设计、生产部门是接力棒的关系，我们科研部门的任务是研究出规律，然后把接力棒交给他们，让他们运用我们提供的规律把东西做出来。必须搞分工协作，而不是各搞一套大而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