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庆明：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3/8页）

。钱学森等人的想法是正确的，可由于上面不重视学科研究，这些任务我们最终没能完成。

熊：力学所二部的规模如何？

谈：力学所当时大扩张。我去新疆时，所里还只有两辆汽车，回来时汽车有十几辆，专门成立了一个汽车班，研究所达到了2000人的规模。来了一大批转业军人，当时是说要让他们占领科学阵地。1958年“大跃进”运动导致大饥荒，1960年冬国家开始实施“八字方针”，又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回农村去了。

王：其中力学所二部有多少人？

谈：他们占了一大片地方，人员嘛，估计有400人的样子。在二部的建设问题上，杨刚毅和钱学森有明显的矛盾。钱先生指示说，上天的事情非常费钱，国家的财力有限，得将其用到刀刃上，试制和生产只能由国家指定的国防科研部门去搞，我们力学所只能配合他们做前瞻性的预先研究，搞相关的理论和原理。他有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要做他们不会的东西，而且叫他们承认我们，叫他们感谢我们！”

而杨刚毅则试图搞得大而全，他想在二部修铁路、建风洞、建发电厂（因为大型风洞耗电量大，北京市发的外部电网中的电难以满足需要）等，后来他又组织研制固体火箭、地对空导弹等产品。那里的规模越大，他的官职和实权也就越大。这一点我现在看得相当明确了，但当时并不明确。前两天，我遇到了当过我们所科研处处长的姜伟。她跟我说起当年的一件事：“我在钱先生的办公室听他对我说，我们和国防科研部门要有所分工，他们搞研制，要做出产品；而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搞前期研究，把规律和原理研究清楚，交给他们应用。我听了很有启发。于是，跑到党委书记杨刚毅的办公室去，把钱先生的意见和我的心得体会讲给他听。谁知他听了很生气，当着我的面就给张劲夫打电话，说‘反了’，‘反了’，骂钱学森‘反党’！电话另一端的张劲夫比较冷静，说：‘老杨，你要注意啊，人家可是通天的！’”张劲夫的意思是说，钱学森是通天的，你搞不倒他，搞得不好要倒霉的。

在这个科学和技术应分工研究的问题上，我始终赞同钱先生。但杨刚毅和科学院党组领导张劲夫等人的考虑也不无来由。中国的现实是，不做最终产品的，即使在大协作中做出过很大的科学贡献，后来也未必会得到承认，有时还会挨上级领导批评，20世纪80年代，赵紫阳总理不是曾批评科学院“不冒泡”，并考虑过解散科学院吗？失去荣誉的同时，还会失去资源，这对搞基础工作的人和单位是不公平的。

熊：党的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不一致，照谁的指示执行呢？

谈：大概前期还受到钱学森的牵制。到1964年时，杨刚毅就让我们力学所和五机部一起搞地对空导弹。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老师林鸿荪身上，搞得他很紧张。因为我们没有工程方面的经验，小火箭发射上去之后，飞不远就掉下来，发动大家满山沟去把残骸找回来。怀柔分部搞的“上天”工作，在当时是最重要的、最受重视的事情。像我们这样在所里不受抬举的人，只能做不保密的工作，而“上天”工作是绝密的，高人一等。然而，他们搞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也并没搞出什么实物成果来。

“三巨头会议”上决定的另一个任务是“入地”。钱学森说，迄今为止，人类只是给地球表面挠痒痒，地壳深部是什么结构？板块是什么结构？不知道。地震的原因，不知道。更往下，地核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更不知道。我提供一个方案，你们把钻孔工具研究出来，打到地心去，把各种深度的材料拿出来，看是什么东西。这就叫“入地”——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想，一直到现在也看不到完成任务的曙光。钱学森提出的是什么方案呢？用火箭发动机喷射出的超声速热射流去钻地球，他称之为“火钻”。为此，力学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组，二十多个人，做了大半年。他们中，十多人是转业军人，大约十人是从工学院毕业的，另外请了两位副研究员做顾问，一位是我的老师林鸿荪，另一位是郭永怀先生在美国的研究生，叫潘良儒。这么大的一个组天天用喷出来的火去打花岗岩，可是石头却总是纹丝不动。有一位研究人员去找钱学森寻求理论指导，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钱学森说：我当年研究火箭，亲自参加小火箭的实验，仔细观测，你们这些伟大的理论家们，还是回去好好地做实验去吧！

我从克拉玛依回来后，领导把我找去，说：你依然研究石油渗流的力学问题，但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到“火钻”上来。在跟着他们做了两个月的打花岗岩的实验后，我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得到超声速热射流。那个所谓的“火钻”喷出的只不过是一个有气无力的大火把。我估计燃烧室内只有煤油和氧气的混合物，而它们并没有燃烧起来。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让出口处的火焰吸进燃烧室，使煤油和氧气的混合物烧起来。变成高压高温的气体后，才能通过喷管的加速作用，在到达出口时形成超声速的热射流。这一招很灵，管口果然喷出了非常明亮的具有周期变化的菱形图案火焰。用它打泥土不行，打水成岩也不行，但打火成岩特棒。打花岗岩，普通的冲击式机械钻头每小时只能钻入一米左右，火钻能钻十多米。而且岩石越硬，其钻孔效果越好——打石英岩，每小时能达到二十多米。当然，用火钻还是不可能打到地心。1960年，这个任务交账。好多年过去了，1978年准备全国科学大会时，钱学森忽然打电话给我们所的刘正常——原“火钻组”组长，让我们把火钻成果放到专门展览保密成果的军事博物馆去展出——当时不保密的科技成果在北京展览馆展出。我估计，在西北的地下核试验中，它可能被考虑用作钻孔工具。1961年评审助理研究员时，我曾用这个成果作为答辩材料。

熊：“下海”是怎么回事？

谈：在海面上行驶的船舶，需要克服波浪的阻力，因此走得很慢。钱学森先生提出，应让船到水面底下去开，那就只有水的黏性摩擦力，没有波浪阻力，速度就高了。

熊：潜水艇就是在水下走的。

谈：他想让大型的民用运输船只也从水下走。这个想法不能说错，但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大跃进”过后，实行“八字方针”时，“下海”研究室的骨干被一股脑送到无锡的702所，也即后来的水动力学研究中心，我们力学所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现在，那里成为我国的船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