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3/7页）

熊：杨刚毅是什么教育背景，属于老干部吗？

李：老干部。他是山东人，抗战以前从老家到北京，进了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去了延安，成了老干部。他这个人一贯干劲比较大，所以他后来级别比较高，大概是九级，也即副部长级。

熊：干劲比较大，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无为而治”、为科学家服务，而是要领导全所，带领科学家前进啰？

李：是的，他要领导权，所以跟钱学森所长之间有矛盾。在此我只能捡一些大的来说。关于力学所怀柔基地的定位，他和钱学森之间就有比较大的矛盾。钱学森一直主张我们的怀柔基地主要搞液氢液氧火箭的燃烧和传热问题，可杨刚毅和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一样，有一种政绩思维，就是说，在自己当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杨刚毅是科学上的外行，不知道科学的终极目的是找规律，而以为要做出一个东西出来，好拿到上面去报功。基于政绩思维，杨刚毅跑到怀柔去，找到一些青年人，鼓动他们：你们天天从书本来到书本去，好像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氢氧发动机出来。结果，有一些年轻人品质不好，迎合领导，于是就这么弄了起来。

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在1964年的春夏之交。尤其过分的是，他还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事情要严格保密，特别是对钱学森要保密——他知道钱学森是不会同意的。当时我是计划处副处长。听杨刚毅讲完后，我就去找钱学森在我们所里的秘书王环。我问王环今天钱先生会不会来。王环说不会，因为钱先生正在参加张劲夫召集的一个会议。我就跑到会址，把钱学森从会议室叫出来，告诉他有这么回事。钱学森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来处理这个事。”结果，钱学森回来后也没有断然否定杨刚毅的做法：毕竟杨刚毅是力学所的党委领导，而且他还得到了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张劲夫当时正在力学所蹲点，他很重视这个事，问杨刚毅：“现在搞氢氧发动机是不是大家都同意？”杨刚毅说：“也有反对的，我们新提拔的计划处副处长李毓昌就反对。”张劲夫说：“我去说服他。”张劲夫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来讲。我觉得他讲的都不是道理。

熊：他当时说了什么？

李：他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可以从中摸索出很多经验，等等。而我认为，这个工作不可能很顺利地进行。为什么呢？光液氢你就供应不上。你几个礼拜才搞出几升，用杜瓦瓶装了送到怀柔去，我一秒钟就把它给烧完了。而一个发动机的定型，需要试车几百次。这要到哪一年才成？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具备相关条件。“大跃进”时，不问条件上马，最后不能收摊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得吸取教训，对不对？当时我主要跟张劲夫讲了这个意见，但我没讲到点子上去。后来我就跟张劲夫说：作为党员，既然组织上做了决定，我只能执行。但我会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不认为我这意见是错误的。

熊：您关于原料供应不上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关键。

李：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可当时他们头脑发热，就不管这些了。

熊：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没有明说的原因。他们知道，他们的上级也是他们那样的人，要是没拿产品出来，更高层可能看不上他们，看不上科学院，看不上力学所。为此他们迫切需要拿一些产品出来。

李：反正从此之后怀柔基地就弄氢氧发动机。1965年下半年我们所开始搞“四清”，我在党员大会上把杨刚毅说了一通。我说：“钱学森是业务所长，你在这个事情上对他保密，我觉得你这种做法不正派。”杨刚毅听得脑袋直冒汗。后来，钱先生跟“四清”工作队队长高原有一次谈话，谈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钱学森用词非常激烈。他说：“你（指杨刚毅）把这个事情搞砸的话，怎么对得起力学所的相关研究人员！”钱先生接着讲了力学所不能够搞氢氧发动机的理由。他说：你要搞的话，就必须真刀真枪地来干。而力学所根本就没有做一个完全符合规格的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条件。五院搞发动机，所有的加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花了大量的外汇。国家只能搞这么一套。如果你没有精密加工，什么东西都凑合，你这个发动机的笨重已经抵消了液氢液氧燃料所带来的好处。

熊：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

李：对，比我的更有说服力。钱先生说，这种设备国家只能够有一套，你科学院根本不可能弄出第二套来，因此你搞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四不像，根本就体现不出液氢液氧燃料的优点。

以上的场景是后来我写力学所历史时在档案中翻到的。钱学森还有意保护我。他说：“我是在和李毓昌谈话时不经意地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说我专门到开会的礼堂去找他的事。

熊：您让杨刚毅下不了台，他有什么回应呢？

李：他当然不高兴啦。但他也没当我的面说我反党。只是在后来让我到山西去搞了一年的“四清”运动。

熊：林鸿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李：在和高原的谈话中，钱先生也提到了林鸿荪。他说，林鸿荪有说不出的苦衷。作为怀柔基地的业务负责人，他知道这么做不对；作为党员，他只能服从党委的决定。钱先生问过林鸿荪，林说“我也没办法”。

熊：高原是怎么回应钱先生的呢？

李：高原并没有明确表态，因为四清工作队属科学院党组领导，而怀柔基地做发动机的事是党组书记张劲夫支持的。我扯远了。我觉得，张劲夫在执行政策时还算稳妥，但他对科学院的领导，也有比较大的失误。前些年，我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回顾科学院在“文革”前后的工作。他用大量的篇幅谈科学院在上天方面做了什么事。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应该是科学院的主攻方向——科学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电子学等学科。

乱糟糟的“大跃进”

熊：您1959年挨批评，是不是因为您对之前的一些运动，譬如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农具革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超声波化运动”、“管道化运动”等有具体的批评？实施“八字方针”期间，力学所有没有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李：1958年“大跃进”，当然是乱糟糟的了。我觉得，对力学所危害最大的是乱上了很多项目。当时要发展探空火箭，要搞火箭发动机，这些东西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条件，因为新中国成立才不到十年，家底还很薄，对不对？后来我去怀柔基地，发现有大量管子、容器东西丢在路旁无人问津，这都是“大跃进”时候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而在杭州制氧厂等地订购的东西。俞鸿儒告诉我：“老李，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际造价不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并非标准设备，工厂要加工它们，得专门设计刀具、卡具等。你看这些筒子，加起来要花几十万元。”把路边丢下来的那些东西加到起来，可能要花几百万元，比当时力学所一年的经费还多出很多。所以，“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